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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办

编辑: 时间:2018年10月08日 访问次数:10


2018922—23日,由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新时代中国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产业的专家和学者围绕“清洁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合作”“能源系统优化与可持续利用”“碳排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发展与新能源汽车”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

此次研讨会开幕式由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教授主持。郭苏建在开幕词中指出,我国正在积极地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能源体系。鉴于我国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未来解决能源资源和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为了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中国需要着力解决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层面,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清洁能源的开发成本;二是政策层面,如何打破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能够实施公平高效的经济政策,来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鉴于此,我们举办“新时代中国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就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为我国的清洁能源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献计献策。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杰发表主旨演讲,题目是“能源转型中的清洁能源投资机会”。张杰指出,中国正步入能源转型期,在国家做好顶层设计、主管部门推动产业发展、科研机构推动能源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转型的进展非常可观。谈到能源转型工作的重点,他总结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思想,即供给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以及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针对未来清洁能源应如何发展,他提出了“三化四能”的发展方向:“三化”为清洁化、电力化和综合化;“四能”为创能、储能、节能和智能。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投资前景广阔,应该重点关注城市能源、综合能源服务和能源新材料这些领域。

张杰主持了第一专场“清洁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合作”。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韩文科研究员作了主题为“清洁能源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演讲。我国提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旨在持续增加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要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基于国家意志,进行大量投资,是促进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机遇。然而,由于我国对清洁能源实行固定价格补贴的政策,随着清洁能源规模的快速增长,补贴的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对此,我国需要将固定价格补贴转换为平价补贴,以便解决补贴资金艰难的问题。随着政策的调整,补贴资金艰难的问题有望解决。尽管如此,今后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仍需解决市场规模扩张、上网消纳和就地消纳等问题。

国际能源署中国合作部主任涂建军作了题为“中国与全球的能源治理:现状与展望”的演讲。国际能源行业未来的发展受以下四个趋势的影响:首先,美国成为全球油气行业的领导国;其次,太阳能发电规模快速扩张;第三,中国的能源政策更注重空气污染治理;最后,未来能源行业电力进程势不可挡。因此,未来中国能源的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中国的能源转型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如何参与国际治理,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有新的思路;第二,中国关于国际能源治理的态度与时俱进,在新的政经形势下需要取得更大的突破;第三,能源贫困问题可以作为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突破口。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磊教授作了题为“国际能源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能源转型”的演讲。吴磊指出,能源不仅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次国际能源转型中,对能源资源的掌控成为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因此,从权力政治的视角看,能源转型的实质是能源权力转移、能源权力结构变化以及国际政治权力变迁。对于能源转型趋势,他认为全球能源消费低碳化的步伐会加快,2030年前后能源领域将发生大转型革命,表现为汽车电气化发展、模块化的发电方法、大规模太阳能应用、氢能消费普及等。为此,中国应引领能源转型和能源革命,特别是在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应注重能源转型战略设计的整体性、前瞻性以及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连续性;在高碳能源结构仍将持续、能源峰值尚未到来的情况下,中国应采取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核心,兼顾环保的能源转型思路,引领新一轮的国际能源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教授作了题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背景下中韩清洁能源合作”的演讲。许勤华首先介绍了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和现状,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内涵是建设资源节约、绿色消费、低碳智慧之路,目标旨在建设绿色利益、绿色责任和绿色命运共同体。随后,她探讨了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韩两国清洁能源的合作前景。自2005年中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后,中韩之间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两国能源关系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两国的外交关系。她认为未来中韩两国在清洁能源合作领域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引领使用清洁能源,提升“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第二,加强绿色投资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提升产能合作;第三,借“一带一路”多边平台,将产业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

涂建军主持了第二专场“能源系统优化与可持续性利用”。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克西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能源流向与系统优化路线图分析”的演讲。潘克西基于大数据介绍了中国煤炭从生产、运输再到分行业的主要用途,并指出中国煤炭的首要问题是准确统计消费总量。在2014年经过数据调整后,我国煤炭数据的一致性已经大为改观,但是有关煤炭的统计数据还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对于煤炭行业未来的发展,他认为实际上煤炭在清洁利用后也是一种清洁能源,中国在煤炭利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此,我国应坚持开发煤炭利用技术,部署煤炭清洁利用项目,尤其是高效发电技术。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米红教授作了题为“城乡居保养老金投资新能源发展的政策仿真研究”的演讲。米红首先介绍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页岩气,中国有机质页岩分布广泛,可采资源量为25万亿立方米,超过常规天然气资源;二是太阳能与光伏产业将是未来人类第四次能源革命的重头戏,中国光伏产业所具有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世界资本的眼球。在谈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时,他指出当前我国社保基金统筹模式包括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累积制。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新能源的可行性,简要来说分为两点:千亿量级的投资仅是开端,要破解地方向中央归集投资资金的体制、心理和现实障碍,尽早达到万亿量级;全部委托社保基金会投资也非长策,需要研究更多元化、专业化的养老基金投资体制。社保基金投资应遵循安全性原则、流动性原则、盈利性原则以及与政府宏观调控相适应原则。

青岛科技大学贾小平副教授作了题为“过程集成方法与能源规划案例”的演讲。贾小平指出,过程集成是针对每个化工企业或者工程企业的生产、物流进出和运营管理等流程,从系统的角度研究提高效率的问题。以能源领域供能为例,具体操作包括两步,一是确定系统里面冷热供应的工程目标;二是设计网络,识别不同单元的关联度。关于能源规划的问题,他从三个案例入手,分别对碳排放和碳足迹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

吉林大学新能源与环境学院宋俊年副教授作了题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区域农业废弃物能源化技术产业化模拟与效益评估”的演讲。宋俊年以吉林省为研究区,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秸秆资源能源化技术进行了产业化模拟与效益评价。生物质能源尤其是秸秆资源最大的特征就是碳中和性,即生产当中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和燃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国尤其是吉林省具有非常丰富的秸秆资源,为后续能源转化利用提供很好的基础,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能源转化技术,转化成各种类型的能源产品。他的研究涵盖几个方面:第一,区域的秸秆资源的储量以及秸秆可能源化利用的研究;第二,基于具体区域的秸秆物流过程的优化;第三,针对某些具体的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的环境表现、能源表现等多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该研究表明,无论是从能源效益、环境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来看,直接燃烧发电和固定成型燃料更具有优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雷研究员主持了第三专题“碳排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赵荣钦教授作了“区域‘水—土—能—碳’耦合作用解析:多要素关联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演讲。赵荣钦指出,近些年来我国碳排放研究涉及很多领域,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但是更多关注碳排放本身的区域示范意义,缺乏从资源开发的源头来探寻人类开发活动对区域环境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认为目前亟待破解两个问题:一是不同时空尺度不同人类活动情况下,各种资源组合方式和耦合开发效率对碳排放有什么影响?二是如何将资源节约与碳减排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他主要从区域“水—土—能—碳”系统及其要素的耦合作用机制入手,基于不同视角进行案例研究,例如农业输入资源开发的碳排放效率,河南省资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的关系,不同产业碳排放足迹效率的研究等。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主任吴宇哲教授作了题为“FEW联结视角的国土空间优化”的演讲。FEW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将食品—能源—水的关系作为全球三大重要风险之一,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资源产生不可持续的压力。任何策略若只从单一视角出发而忽视三者之间的关联,将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当前我国空间规划布局存在诸多矛盾,主要表现在耕地保护、生态安全和建设发展多目标规划的次序冲突,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区域安排次序不合理,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在不同尺度上设置模糊等问题。基于FEW联结视角,吴宇哲提出以下四点发展建议:生态基础设施优先保护;耕地保护制度以质量保护为先;城市重点发展区促进集聚发展;规划预留空间用地协调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俊明副教授作了题为“气候与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及机制”的演讲。朱俊明首先指出,低碳技术特别是零碳技术对于我们实现气候政策目标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次,低碳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其他各个方面存在耦合;第三,国家的绿色技术创新实际上到了一个必须反思、总结、规划的时点,表现为过去十几年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发展是在大量外企进来,有大量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专利申请的补贴基础上推动而来的。基于此,他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研究:第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低碳创新的影响,发现碳交易政策对于交易企业的低碳创新和非低碳创新都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二,清洁生产政策,发现清洁生产标准作为一个纯资源型的推荐性标准,有非常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揣小伟副教授作了题为“土地利用碳排放机理、效应及调控研究”的演讲。揣小伟主要关注如何通过土地利用的视角开展低碳机理研究,着重探讨了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碳储量和陆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的影响。对于如何开展低碳利用,他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研究:一是低碳土地利用的结构优化;二是在优化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布局,以便土地管理者进行空间管制;三是在保证开发结构实现的前提下测算需要哪些经济社会条件,以及付出的经济代价。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方恺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30省市区碳排放配额分配研究”的演讲。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等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温控目标,就必须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于碳排放权是具有稀缺属性的公共资源,与各国的发展空间和人类福祉息息相关,因此温室气体减排可以归结为如何分配碳排放权的问题。我国从2011年开始就在7省市实行了碳排放权的交易试点,但是直到201712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才正式启动,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是缺乏对各个省区排放配额明确的界定。方恺基于当前碳排放权分配研究存在的共性问题,基于一个新的分配框架对2030年前我国各省区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分配。从分配结果来,年均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阶梯状分布形式,这是由各省区历史排放贡献以及各自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差异共同决定的。省区碳排放配额并非一成不变,未来要根据不同的排放情景,对配额进行实时精准调整,同时建议鼓励盈余省区的部分配额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进行再分配,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云亨副教授主持了第四专题“清洁能源发展与新能源汽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杨波博士作了题为“西藏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的报告。能源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清洁能源激励机制的建立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作用尤为重要。西藏自治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当地能源开发利用的独特性,即在实现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本地能源的高效、合理和可持续发展利用。总体来看,西藏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应以生态保护为先,因地制宜开发本地清洁能源资源。杨波认为,未来西藏清洁能源工作应着重注意以下两方面:第一,准确把握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方向;第二,合理安排清洁能源的空间布局。

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王海滨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报告。王海滨首先指出清洁燃料主要包括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燃料乙醇和电力。积极开发清洁燃料不仅能够对中国的石油消费起到替代作用,同时还能有效降低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迄今为止,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清洁能源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由于缺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未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清洁能源的发展仍存在着不确定性。不过,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弹让替代燃料继续享有竞争优势,在后补贴时代,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努力利用有利条件,有效应对挑战,增强交通运输领域清洁能源发展的可持续性。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孙华平副教授作了题为“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创新模式及国际比较研究”的报告。孙华平主要是从创新的模式和度来看待这一领域的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发展迅猛,2015年产量约为34万辆,2016年突破50万辆,而2017年将近80万辆,约计到2020年有望突破两百万辆。当然,我国汽车产业存在高度管制的问题,长春、上海、河北等地有比较高比例的汽车产业,相应新能源汽车从研发到专利的布局也比较多。在谈到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时,他指出,申请新能源汽车电池专利的前十名企业主要来自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此,他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增加研发投入;第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第三,构建专利池。

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叶瑞克副教授作了题为“从‘补贴推动’到‘内源驱动’——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研究”的演讲。叶瑞克指出,未来汽车的四化特征是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和电动化。尽管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注册数量在全球领先,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上与来自发达国家同行的差距仍然不容忽视。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考虑摆脱对于补贴的依赖。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他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内源驱动”的能力培育与提升应该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重要准则;第二,明确补贴取消的时间点;第三,财税政策应逐步向电池技术等共性技术研发等领域适度转移;第四,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传统汽车限制性政策;第五,加强商业模式,形成需求导向的内生成长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龚斌磊研究员作了题为“我国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战略研究”的演讲。油气资源对于我国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三大石油企业面临三个方面的路径选择:同构化还是差异化,本土化还是全球化,专业化还是一体化。龚斌磊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对我国三大油企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三大油企应实施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损失;第二,现阶段三大油企实行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战略是正确的;第三,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石油企业,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都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私营石油企业对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战略的积极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