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8日上午，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傅士卓教授（Joseph Fewsmith）、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郑永年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蓝志勇教授在应邀出席“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之际，与我院师生研讨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郁建兴教授主持了研讨会，我院部分教师、博士生、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
傅教授首先通过对几位学者新著中不同研究取向和观点的比较，向大家介绍了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进展，并指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社会抗争（公民抗争的权利、抗争合法化的限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傅教授还和大家分享了近年来他研究中国问题的心得：基于在中国地方层面对制度化问题的观察，傅教授认为冲突往往会成为政府制度化的动机。他特别提出“类制度”（Quasi-institutional）的概念，类制度并非是制度化的中间产物，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式来处理本应由制度解决的问题，这是非常有害的，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须注意此类现象，例如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等。
此外，傅教授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完全依靠西方的理论是不够的，基于中国的问题和经验，有可能发展出新的理论来加以阐释和研究。他期望中国能在未来不只是引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更能够输出基于对中国问题研究和思考产生的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他亦强调应加强对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
郑永年教授从欧洲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渊源谈起，介绍了欧洲对中国人文研究的传统，以及对此后研究产生的影响。相较于美国强调实证研究，欧洲更偏向于思辨性研究。此外由于中美和中欧战略关系的差异，也导致了美欧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郑教授又指出，近十年来，美国学界向欧洲思想传统回溯的倾向以及中欧在经贸关系上的往来日益密切，美欧在不少中国问题研究上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郑永年还回应傅教授此前提出的社会抗争问题，认为抗争和合作是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方式的策略性选择。
蓝志勇教授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角度比较了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并且具体指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可能方向。他还就自治和联邦概念的区别、中央和地方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