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
整个报告分为三大部分。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斯托克教授讨论了什么是微观基础以及有关微观基础的思考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中所处的位置。所谓微观基础，指的是社会活动中个人层面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微观基础的研究是要寻找带来社会结果的个人层面的机制；对于决策者而言，微观基础提供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理解，从而有助于指导政策选择。微观基础在治理的研究及实践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微观基础讨论的大部分最初是从经济学中发展而来，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前提，在决策领域，工具理性的微观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接着，斯托克教授详细讨论了英国布莱尔时期的新工党公共服务改革中政府间关系战略背后的微观基础假设。通过描述改革的主要战略及改革设计者的核心思想，报告展现了工党政府是如何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所揭示的上、下级的互动方式来制定他们的“目标加恐吓”的改革战略。然而，尽管中央政府做出的绩效评估报告显示英国的公共服务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但是公众对这一结果持怀疑态度，而且也不认为服务正在改善；一些研究也表明，在公共开支每年以较大数字增加的前提下，很难评估到底是因为投入的增加还是管理的有效造就了服务的改善。斯托克教授认为，新工党花费了大量财政及努力所进行的服务改革没有获得正面评价，值得我们思考背后的原因。斯托克教授指出，新工党公共服务改革在政治上的失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改革战略设计中对微观基础的认知的偏差引起的。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该反思他们的微观基础。特别地，对于微观基础的理解，应该超越工具理性和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报告的第三部分集中阐述了在经济人假设之外的其他两种微观基础理论，一是以西蒙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学派所提出的洞见；二是心理学所揭示出的道德人的假设。在斯托克教授看来，前者揭示了人类决策所面临的信息困境，而后者则反映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的合作的倾向。而且，两者都不只是愿望，而是在现实就存在的人的面向。因此，教授认为有限理性与道德代理人假设的结合重构了公共服务改革的微观基础，尽管这并不是全盘拒绝目标设定及相应的考核激励行为，但是，这种新的微观基础提出在目标设定中应该有更多的协商，应该更多的注重沟通，并且，应该避免挤出人的内在动机。最后，斯托克教授总结道，是让政策制定者和治理研究者将“心理学”摆到和“经济学”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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