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4－16日，由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温州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和温州大学商人商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行业组织与地方治理”国际研讨会在温州市成功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我国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34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中国代表27人，外宾7人，共提交论文19篇。会议期间，郁建兴、江华、周俊合著的《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一书首发，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12月15日上午的研讨会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郁建兴教授主持。温州大学校长助理赵敏教授首先代表温州大学致辞，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到会的中外代表表示热烈欢迎。英国南安普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教授代表外籍学者致辞，指出在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推进国内外共同合作推进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双方共同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有深度的学术研究非常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教授代表中方学者致辞，她认为在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相对较差的背景下，这次研讨会为社会经济走势和理论政策问题研究提供了契机，她还指出行业组织已经成为全球社会除政府外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但是在中国目前社科界对这个主题的研究还不成气候，中国社科界必须正视这个国际大趋势，加强和国际社科界的合作，为共同探索一个和谐的未来而努力。
会议预设的六个研讨主题分别是：（1）中国行业协（商）会的治理现状及问题；（2）中外行业组织治理结构、治理能力比较；（3）行业组织治理创新；（4）行业组织与地方治理、地方政府创新的关系；（5）行业组织与地方治理的案例；（6）地方治理及案例。会议共举行了五场讨论会。
第一场讨论会会于15号上午简短开幕式后举行，由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主持。麦克格鲁教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管理司司长张经先生、郁建兴教授、杨团教授做了报告。
麦克格鲁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他首先指出，对地方治理和全球治理进行研究，对改善人类的状况，对提高政策的透明性、政策的效率和效益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地方治理和全球治理有一些共同话题，两者无法分离。地方治理会受到全球治理影响，而全球治理会也会塑造地方治理中的政策。全球治理并不是在外界，而是就在这里。治理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不一定要在民族国家之内进行制定政策，而是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反思民主价值。21世纪越来越全球化，已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解决诸如全球变暖、全球疾病等全球问题，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有很多价值需要被进一步推进。我们需要对地方治理保持一种更加具有持续性的观点。我们应追问：我们为何对全球治理感兴趣，这会对地方治理产生什么影响，全球治理中的民主价值能够产生什么效应？现在全球性的组织、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它们对民族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超越国家层面的制度或政策制定已经影响了国内的一些地方性政策。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一种区别于传统治理的全球治理格局是我们所需要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等都是新的全球治理的主体，全球治理是一种新的政策过程，其中民主和协商的意义尤其重大。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管理司司长张经先生发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行业组织的发展趋势：第一，一般趋势。从数量上看，我国行业组织仍然相当少，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协会数量以及企业与协会数量之比相比较，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 2007年开始，民政部在统计社会组织这个问题上却取消了行业协会专项，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中也没有行业协会的项目，这个是我们制度缺失在具体工作中的一种体现。事实上，行业组织在提供服务、反应诉求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步深入人心。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也开始臻于完善，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在经济领域的行业协会发现做的好的有20%，不好的是30%，剩下的是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协会。但在今年年初1-3月，进行调查发现，这个数据开始改变，据估计，我国发展较好的行业协会有40%，40%中庸，20%没有进取意识。从总体上看，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落实虽然缓慢，但是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行业协会商会的欢迎。第二，功能趋势。多数行业协会突破了原有的收收会费搞点小活动的局面，它们提供法律咨询维权等服务，监督行政不当行为，行规行约有的上升为法律，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协会已经成为工业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在三农问题上行业组织发挥了越来越多作用。总之，行业协会的作用刺激了官方职能转变，联合行动趋势逐渐加强。第三，地位趋势。全社会对非正式制度非政府组织的认识发生初步改变，行业组织的政治地位开始有所提高。第四，学术趋势。行业组织引发了各界关注，行业组织是否真的有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引发了新的思考。
郁建兴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温州和宁波的研究”。他首先指出，谈论这个话题实际上是想对国内十多年公民社会研究进行一个反思和修正。他指出，对公民社会进行功能性分析要比关系性分析更适应于当代中国现实。具体而言，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是否独立于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承担什么样的职责。郁建兴教授以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温州商会自身功能的发挥、宁波市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敬老协会自身功能的发挥为例，得出结论，在当前的情势下，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还不大可能先获得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相反，公民社会组织可能通过政策参与，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从而不断获得自我发展以及政府的信任。总之，在参与中成长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
杨团教授做了题为“对我国行业组织治理的探索”的演讲。杨团教授首先界定了行业组织、行业组织治理等概念。她认为行业组织不是传统中认为的中介组织，而是一种中间组织，是一种在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之间居间人；行业组织治理是指国家和政府在行业组织管理中使用政治权力的方式和效果。杨团教授接着指出，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决定了行业组织治理结构的国别特征，我国行业组织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符合二元双层结构特征的行业组织发展之路在中国阻力最小；位于基层的行业组织若能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就能与现有结构的资源配置方式并行，从而形成与高层结构的直接互动关系，以上下互动制衡现有利益格局；只有行业组织具备足以超越职能部门切块分割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连接从基层到高层的治理层级；二元双层结构下的行业组织的发展不会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最后，杨教授指出，可以从几下几个方面着手建构这样的行业组织治理架构：借鉴国际经验，形成我国行业组织治理结构；建构与基层社会结构相契合的行业组织的基层结构；建构统领全局，大力推动行业组织发展的高层结构；形成非集中控制的新的资源配置机制。
第二场讨论会于12月15日下午1：30-3：10举行，主持人为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戴凯利（David Kelly）。著名治理理论专家、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斯托克（Gerry Stoker）、丁元竹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米加宁教授、温州大学张建民博士做了报告。
斯托克教授在题为“治理与公共管理：在其他地区探寻元治理的答案？”的报告中指出，治理在21世纪公共管理学者中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范式转型。然而，在运用治理范式之前，必须首先要对其进行澄清，理解治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它是如何正在改变实践的，然后才能判断和思考如何通过治理来改善实践。斯托克教授认为，治理实践最好通过多学科的视角来理解。他分析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治理的观点，以及在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中的运用。之后，他总结了元治理的基本战略。研究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考察基于对国家权力限度的认知所区别出的国家和非国家部门之间互动关系的张力。社会科学各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将有助于理解元治理，实现上述目标。最后，斯托克教授认为尽管他们的研究途径是多学科交叉的，但是治理所在的公共领域主要是通过政治而非经济的规则来运行的。因为，治理的结果虽可被视为个人和组织间自愿合作的产物，但是设置合作的环境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涉及到国家形式的精细设置。
丁元竹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社会体制与社会组织”。 他将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发展置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丁元竹教授认为，短期而言，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发展，但从长期来看，社会发展将会决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基本建立，经济领域的改革已取得重大的进展。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目前已到了何种程度或阶段，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从长远来看，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单限于经济本身，而且应该通过社会解决。解决当前经济领域的问题，除了运用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外，政府是否有相应的社会政策？二、我国是否可能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所谓社会体制就是为了实现公平公正的目标，对参与社会建设的各类主体的安排。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可以从一系列标志性的会议、政策和法律法规上得以体现，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如何判断？三、社会体制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建立公平的环境，需要在在微观领域动员各类社会主体。如何让主体参与公共事务，要搞清两个问题：第一是要重视对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第二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创新社会体制。最后，丁元竹教授建议从多个学科对社会组织进行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米加宁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第三部门：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米教授认为，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过程可以概括为两次分化三个阶段，第一次分化是1978年后，从全能政府中分化出市场部门，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出现了一个私权利部门。第二次分化是在2000年以后重新定位政府职能，要求分化出第三部门，生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架构。三个部门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公共部门追求公平公正、公权；私部门追求效率与财富、依靠私权利；第三部门追求正的外部性，依靠道德感的服务。每个部门都应该在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公权力或私权利的滥用。因此，在发展第三部门组织时，既可以考虑通过第三部门监督政府和市场的可能，也要注意到防止第三部门自身滥用权力的问题。
温州大学商学院张建民博士的报告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论题、理论与方法”。通过对SSCI收录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期刊在1999-2008年间所有关于中国公共管理的论文的系统分析，张博士定量描述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认为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应努力实现学术研究国际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统一。
第三场报告会于12月15日下午3：40-5：20举行，主持人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教授。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白桂娴教授（Kristen Parris），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潘劲研究员，温州大学商学院胡振华教授、潘旦讲师做了报告。
白桂娴是最早开始研究“温州模式”的西方学者之一，她的报告题目为“浙江模式与商会的崛起：当代中国的国家构建”。她十分关注当前中国新产生的社会利益和利益中介模式，认为通过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她期望能运用国家构建的理论与概念，通过对浙江省行业协会角色的经验性考察，来研究上述问题。
潘劲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治理及所存在问题的探究”。她首先将农产品行业协会界定为具有下述三项特征的组织：1.成员为农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专业大户等；2.以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本职能；3.属于经济类社团组织。然后，她从农产品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运转与经费来源，协会决策层的产生、决策的民间化取向与分会决策机制，协会对行业的治理等三个方面描述了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治理现状。在分析了协会在治理中存在制度性软约束问题的原因后，她提出对农产品行业协会治理研究的结论和建议：民间化是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退出农产品行业治理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应一概而论；加强农产品行业协会职能建设，提高协会的治理能力。
胡振华教授在题为“温州模式的生命密码：温州合作经济组织透析”的报告中，从价格形成和经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合作组织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温州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机制和作用，为温州模式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他还讨论了温州特殊的地理因素对当地经济的块状分布、民情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提供了考察温州商会生成的新视角。
潘旦讲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她对行业协会资金筹集过程中利益交换的研究。通过对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的案例研究，她总结了在资金筹集中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企业主之间的三种交换行为，并分析了三种行为的交换成因、模式和功能。认为协会和政府、企业、企业主之间的合理交换，分别有利于协会加强管理自主权、扩展服务功能和建构内部民主治理机制。最后，她还就如何缩小三种交换模式的风险提出了政策建议。
第四场报告会于16日上午8：30-10：10举行，主持人为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白桂娴教授。张捷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陶庆副教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周俊博士做了报告。
张捷教授的报告题为“对我国商会和行业协会价格协调功能的经济学分析”。张教授指出商会和行业协会价格协调功能的必要性，并通过背景、程序和结果三个要件对行业协商定价和价格联盟作了区分，论证了在恶性竞争背景下行业协商定价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通过博弈模型分析行业协商定价的执行效率，他得出结论：当协会实施严厉惩罚时，会员将执行集体协议，行业协商定价有效；当协会实施宽松惩罚时，行业协商定价是否有效将视罚金与背叛协议的收益而定。
陶庆副教授介绍了他对 “福街商会”进行长期田野研究的成果。 “福街商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织形态，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社会群体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认同环”上的一分子，当其所属“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该社会人就以此类“认同环”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社会群体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福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政治共同体，包容着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认同环”，时而为“隐性认同环”，时而为“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立，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
周俊博士的报告题目为“行业组织内部治理的演进与完善”。她认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关系到行业组织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温州商会的组织治理经历了从“社区化产业集群”经济模式下的非制度化治理到以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制度化治理的发展。但由于所有权结构及其所带来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资源来源的独特性等原因，温州商会在组织治理中仍然存在家长主义、利益纠纷、违背文本制度等失范现象。温州商会组织治理失范的原因具有结构性特征，它们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商会中。在现阶段，商会需要建立综合的内外监督体系，加强激励机制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引入有限竞争机制。
第五场报告会于12月16日上午10：30-11：50举行，主持人为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诗宗副教授。温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江华教授、国彦兵副教授、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阳盛益讲师、温州大学商学院何宾讲师做了报告。
江华教授报告了他对“民间商会的入会率及其提升路径”的研究。基于对温州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表明，民间商会的入会率与官办商会没有本质的区别。影响行业协会入会率的关键因素并非其生成方式，而是行业企业的分布状态、俱乐部组织边界、治理机制和服务水平。江教授指出若要提升民间商会的入会率，可以通过“一业多会”合法化、构建联合会式行业协会、完善治理机制和提升服务水平等措施来实现。
温州大学商学院国彦兵副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行业协会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中的作用。通过行业协会牵头建立一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系统的预警、应对机制，对下协调各会员企业之间的关系、保护会员企业利益，对上沟通与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对外代表行业进行贸易诉讼，建立与国外相关组织与企业的沟通。行业协会要发挥上述作用的关键在于自身建设问题，需要从解决行业协会的合法性问题，培养有利于行业协会的外部环境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自身功能等三个方面来逐步实现。
阳盛益讲师的报告题目为“民间商会职能实施效果及其原因分析”。基于对温州市民间商会行业各项职能绩效的实证研究，他认为影响行业协会某项职能实施效果的因素在于其执行难度和收益，因此在设置行业协会职能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应以服务于会员企业的职能为主，以服务与社会和政府的职能为辅，确保行业组织的行业合法性地位；要考虑执行该项职能的成本-收益和实施的难度。最后，他还指出政府在转移行业管理职能的同时，也应给予行业协会组织配套的资金，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制度，确保行业协会充分的执行力，同时加大激励机制，提升行业协会履行行业职能的动力。
何宾讲师的报告题目为“‘一业一会’的效率损失——行业协会组织边界的视角”。他通过对行业协会组织边界的建模分析，得出行业协会的组织边界存在于由行业协会提供的私人物品和俱乐部物品价值的增加额等于企业入会费用之处。行业协会组织边界的存在使一个行业内建立多个行业协会成为必要，当前实施的一业一会政策的限制迫使行业内的企业变相的实现一业多会的诉求。一业一会的政策压力势必影响行业内协会数量的优化，从而导致效率上的损失。
总之，本次会议邀请了在行业组织与地方治理研究领域有深厚学术造诣和广泛政策影响力的海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与会，并在两天的会议中进行了深入和全面交流和探讨，无论在推动学术进展和影响未来政策方面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普遍感受到：随着国家日益重视对社会体制的建设与创新，以及当前经济形势严峻、经济管理、行业管理工作日趋复杂，对行业组织与地方治理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在逐步显现。从学术关注程度来看，本次会议的议题正成为越来越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本次会议的报告中，正呈现出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从政策影响层面看，本次会议对行业组织的性质、职能、内部治理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部分在国家有关政策制订方面有相当影响力的与会专家和学者都表示在此次会议中深受启发，特别是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概念得到了澄清，有利于今后制订更为合理相关政策制订和法律。到会专家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不仅提升了作为主办方的浙江大学在该领域学术和政策上的影响力，更为酝酿国内外更为广泛和实质性的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