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rry Buzan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史。他认为,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当前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战略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上相当成功。中国在保持其文化和政治特色的同时,会继续这一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然而,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战略或许并不适用于未来三十年。Barry Buzan教授认为,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体系中的新生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在未来三十年内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平衡其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而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则将成为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和平崛起的试金石。最后,Barry Buzan教授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Amitav Acharya教授从东西方哲学的视角分析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康德的自由民主主义盛行于欧洲。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民主特色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特色。对于西方康德式的自由民主思想,中国不能实行“拿来主义”。同时他还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亚洲正在体现出古代的一种“新朝贡体系”。这可能使中国受到孤立,并且与全球及地区发展步调不一。 他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要创新性地把儒家思想和康德主义加以综合,而非走向其中的任何一个极端。
两位教授的精彩演讲使广大师生了解了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还鼓励学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两位教授还回答了听众一连串的关于中国和平发展及中印、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 晋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