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7日下午，政府管理系在外经贸楼211-2举办了年度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田传浩副教授主持，郁建兴教授作了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的主题报告。
30多年来，尽管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的社会科学仍然缺乏自主性。邓正来先生曾经指出，在国际向度上，中国学者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消费者，中国社会科学制度建构模仿和移植了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塑造了西方和中国学术水平的等级差异；在国内向度上，与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关的区域性差异扭曲了学术资源的分配，行政区域的重要程度造就了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的分布，以及在学术评价制度设计和学术基金的安排上，区域性政治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如何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提升自主性非常重要。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它是西方世界兴起的产物。社会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学科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制度。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对这个世界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个特征是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国需要借助西方的社会科学来注释自己和解读世界，但西方社会科学也昭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存在着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命题首先意味着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着一个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任务及其可能性。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任务必然包含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内容。社会科学之为社会科学，必须以普遍性为前提，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必须能够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它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同时，由于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大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社会科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世界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
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需要一种整体主义的实践框架。在空间上，要有全球性的视野，考虑众多的场域和地域之间复杂的互动；在时间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首先，社会科学与政治、经济之间有着内在关联，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应该以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为前提。其次，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制度的移植需要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通过中国研究以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再次，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的互动和对话。全球性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性的多元对话既保存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既可以消除欧洲中心主义，也可以消除各种类型的种族中心主义。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我们理想意义上的自主性不是一种君临他者的自主性，而是一种平等共存的自主性，这才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自主性。
系统的经验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之所在。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割应当予以摈弃，但拒绝学科分界线的合法性似不应当参加到反学科的“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或折衷主义之中。无论是杰索普的“后学科性”，还是沃勒斯坦的“一体化学科方法”，都倾向于采用一种更开放的构造、更复杂的分析。
然后，郁建兴教授就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在公共政策方面影响的现状和期望进行了展望，并就学科发展与团队建设的一些设想进行了说明，通过人才的流动，聚集学术偏好相同的、高水平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所有人都是具备这样的特质：热爱知识、心怀天下、学术品位高、恪守学术规范、不断学习、科研勤奋投入。
参会者就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提问，并针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学科中的应用进行了讨论，郁建兴教授一一做出了回答。本次报告信息量大，但时间有限，讨论不充分，需要更多的时间仔细反思。
（政府管理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