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刘奇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为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颁发了荣誉证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与会，并作为获奖代表领取了荣誉证书。
郁建兴教授此次的入选成果《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一书，是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对策研究”的最终成果，共50万字。该书系统评述了2003年后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中国农业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情况，并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从“转型中国家向城市化国家”的转变，传统“三农”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新“三农”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不能仅仅是向原有战略的回归，不仅仅是对原有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延续，而是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变化，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变化，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的突破。基于这一认识，该书辨识了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重要挑战和关键任务，提出应以“内源发展”取代“行政推动”，使其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调控和引导的总体战略，并以此为核心系统设计了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讨论了确保相关政策得以落实的政府管理体制变革要求。
尽管以“三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并未限于就“三农”论“三农”，而是将农业农村发展视作一个国家制度、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问题，致力于探究国家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应有职能及其实施方式，从而也对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理论作出了贡献。
我国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两篇序言都对郁建兴教授著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就求解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观点。
附件：
1、陈锡文序
2、徐勇序
陈锡文序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密集出台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2002-2012年，我国的GDP总量从10.24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财政收入从1.89万亿元增加到11.72万亿元。在国力、财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上，国家就能办一些过去想办但能力不及的事情，开始从战略高度、全局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状况的政策。概而言之，一是废止农业税条例。在1999年制定农业税费改革方案、2000年开始试点后，中央审时度势，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全局性的事业。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尽管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还面临着不少复杂问题，其中最突出也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有三个问题：粮、地、人。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问题来看，我国粮食的生产形势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粮食需求也进入了增长最快的阶段。由于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变化，大量粮食用于深加工，导致农产品总体上还是供不应求，而土地不可能增加，水资源不可能增加。正因为如此，中央反复强调“三化同步”，要求“在工业化、城市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我们需要转变思想观念，既要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与后发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也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二个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在地方（特别是市、县两级）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以压低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水平、抬高对城镇住宅和商业服务用地的供地价格来维持工业用地的低价格和提高土地财政收入，结果引发了土地利用中的大量利益矛盾。但是，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征地拆迁补偿成本在提升，土地出让纯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比2009年增长了137.50%，但征地拆迁补偿的支出却增长了356.13%。可以看到，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怎样完善城乡土地制度、规范政府征地权力的使用，以及改革用地制度优化土地使用效率，是下一阶段农业农村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最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如何促进农村居民市民化，要有多少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大中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否走得通，都是当前农业、农村未来发展、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长期战略，在不同阶段需要政府出台不同导向的制度政策。经过10年努力后，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哪些重点难点问题？我认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城镇化。粮、地、人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外在于城镇化发展这一背景孤立地展开讨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相应地，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渐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在城乡两方面都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要求我们深化农村改革，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农村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
浙江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7年前，我曾为
承蒙郁建兴教授厚爱，我早于读者看到了这本分量颇重的新著。作为一名农村理论、政策研究工作者，我非常高兴看到严肃的科研人员关心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事业，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着这样的原因，我写下上述文字，为关心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同行们提供一点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想法，以及阅读本书后的感想，权作为序。
2013年1月23日于北京
徐勇序
2009年5月，我应邀出席了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对策研究”开题会。两年半后，郁建兴教授邀请我出席由他主办的“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战略、制度与政策”研讨会暨项目成果评审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我都谈到了应重视农业农村发展新变化、加强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研究的想法。现在，郁建兴教授及其团队潜心多年的研究成果《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一书即将出版，我很高兴地看到其中设立专篇开展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战略转型的讨论。借此机会，我想谈谈对近年来农村研究状况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自上个世纪，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新问题以来，三农问题就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热门话题。学界大量介入，成为热门的学术课题。但与“三农研究热”相比，三农研究的学术水平并没有相应得到提升，大量是低水平重复，甚至意气之争。其中受到三种情结的左右。
一是问题情结。农业、农村和农民引起关注，成为公众话题的一开始，是作为问题出现的，即所谓“三农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问题”，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自然是好事，有助于破解这一难题。但是，如果仅仅将三农作为问题，久而久之也会产生对三农的负面认识，将三农视之为发展的包袱而不是发展的动力和财富。在中国语境下，问题并不是一个正面词汇。一个人有错误，常常说其“有问题”。青年人老出轨，被称之为“问题青年”。三农成为问题，就只能就问题谈问题，就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影响了我们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和积极的角度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
二是悲苦情结。毫无疑问，近些年三农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新世纪初有人表达“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一时引起群情悲怨。做三农研究，必须有感情。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确实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对其深厚的感情，是难以深入田野和村落，倾听基层和农民的声音，取得研究的资格。但是，感情无法代替理智。愤怒能够出诗人却无法出学者。长期的悲情很容易遮蔽智慧的光芒，从而影响对大格局的判断。三农问题的严重是个相对性概念，是相对现代化发展而言的。其实，在现代化之前，农村并非乐土，农民不是富人，农业也不是没有风险。就是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农村所发生的灾难也是当今难以比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与之前的三农问题不在一个层面。而且也正是随着现代化进展，为解决三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则，延续上千年的“皇粮国税”怎可以全部废除？长期处于悲情之中，很容易成为反现代化和逆现代化者，从而影响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战略认识。
三是向后看情结。传统农民凭借的是经验处世，小农更是经不起一点点风浪。“民以食为天”的“天理”也使当政者在面对农村和农民时格外谨慎，不敢折腾。即使是雄才大略的当政者经历了“三年灾难”以后，在农村发展问题上也相当慎重。因此，农民以及具有农民思维的人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而当下的中国已处于现代化的不归之路。现代化将农村和农民置于从未有过的新环境之中。现代化为农村和农民带来巨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当的风险。面对风险，三农研究者很容易产生向后看的情结，似乎只有在前现代化时期才有农村和农民的美好世界。为此，甚至不惜美化历史。其实，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国农民的饥饿史。否则不会出现“民以食为天”的话语。即使是过去无限好，也已回不到过去。向后看的情结妨碍着我们面对现代化的现实，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路。
正是基于以上观察和认识，我在浙江大学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研究的观点。一是从现代产业理念来看，农业不单纯是一个产业，而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有的国家将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产业来看，一头是高科技，一头就是最基础的农业。如果从国家战略产业看的话，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就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了。二是从现代人本理念看，农村不简单地是农民居住地，还是文明的保护区，也是未来适宜人居的生活集聚地。公共资源要按照这个目标来配置，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下乡。三是从现代国民权利看，当下农民的弱势还包括农民权利的缺失。国民权利是跟着人走的。农民无论在村和进城之后，都要增加一部分权利，最终获得平等的国民权利。一个月后，我在河南许昌学院主办的中原农村发展论坛上专门作了“战略导向下的现代农业”的发言。我在会议上提出，我们过去看待农业主要是问题导向，所以经常讲到“三农”问题。“三农”成了问题以后，就存在就问题解决问题的局限。很多政策、举措具有临时应对性，缺乏长远发展规划。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领域是折腾最多，损失最大的领域。由于农村穷，要急于改变贫穷，但由于缺乏正确认识，就出现折腾。也叫做穷折腾，折腾穷。有一个村支部书记曾讲，毛主席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改了一个字，与人奋斗，其乐无，余下是穷。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当中，如果偏偏把农业当作一个问题，就会出现把农业视为一个包袱，说起来重要，放下来次要，时间长了也就忘掉。所以，需要我们深化对农业的认识。国家提出家庭承包政策长久不变，这是指不再折腾的意义上。要发展现代农业，变革是必然的。现在，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中后期阶段，特别需要从问题导向转变为战略导向，通过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来深化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就问题谈问题，“三”农永远是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有关中国农村发展战略对策，本书序一的作者陈锡文先生最具有发言权，我就不再赘述。
本书作者郁建兴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具有扎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训练，业已取得诸多高水平学术成果。他以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为议题，组建了一支公共政策研究团队，致力于探究国家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的应有职能及其实施方式。他们基于翔实的文献、数据和资料，提出了中国农业农村内源发展的新战略，构建了包括战略、制度、政策等在内的系统框架，为国家加强和改善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提供了新思路。这一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弥补了以往农村研究之不足，许多真知灼见给人以启发。值得一提的是，郁建兴教授及其团队着眼于农业农村发展，但又不限于就“三农”论“三农”，而是将农业农村发展视作一个国家制度、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体制的问题，他们立足中国经验，为国家角色与职能理论研究作出了新贡献。我相信，无论是关心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还是政府管理与创新的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都能从本书中获益匪浅。
2013年2月15日于武汉
后 记
这部著作是我担任首席专家的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对策研究”（批准号：08&ZD020）的最终成果。
我以及团队成员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关注由来已久。2004-2006年，我们跟踪研究了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并于2006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一书。当时，我国著名农业农村理论、政策研究专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所作的序言中，对我们的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期待，他希望我们更多着眼于探讨县级政府与中央、省市政府，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村民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县级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及其创新动力等问题。作为一名公共管理学者，我自然十分愿意从政府体制机制视角关注农业农村发展。2006年，我所在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为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推动学科全面开放，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专门设立了学科交叉预研基金。我以“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管理创新”为题申报该项基金并获得了资助。在经历了两年交叉预研之后，我于2009年初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对策研究”。
在2009-2012年的近四年中，我和课题组成员全力开展了本项研究。在其中，我们考辩已有农业农村发展理论，收集和研读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政策；除了在浙江省进行多地、多次考察外，我们还赴四川、重庆、江苏、山东、广东、广西、云南、甘肃等地进行调研；在举行多次小型研讨会基础上，我们于2011年11月举办了“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战略、制度与政策”研讨会，约请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集中评审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在书稿既成后，我们花了一年时间逐篇逐章逐节进行修改、定稿。四年过去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业农村需要再出发，需要实现由“行政推动”向“内源发展”的战略转变。以“内源发展”为新战略的农业农村再出发，上承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市场化、私有化进程，重在解除农民作为农业农村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重要参与者的体制机制约束，赋予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管理的能力；下接十六大以来的新农村建设，重在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得到遏制基础上，进一步激活农村活力，为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供给。当然，这一再出发，并不是对80年代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的简单回归，而是深化和拓展；也不是以收入再分配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否定，而是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政府加强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
本书写作由我主持，高翔协助我做了大量工作。具体分工为：导论、第一章由郁建兴（浙江大学）撰写；第二章、第九章、结论由郁建兴、高翔（浙江大学）撰写；第三章由王诗宗（浙江大学）、冯涛（浙江财经大学）和郁建兴撰写；第四章由陈丽君（浙江大学）撰写；第五章由徐旭初（浙江大学）撰写；第六章由阳盛益（浙江理工大学）撰写；第七章由汪锦军（浙江省委党校）撰写；第八章、第十一章由黄红华（浙江工商大学）撰写；第十章由吴金群（浙江大学）撰写；第十二章由沈玉平（浙江财经大学）撰写；附录、索引由高翔制作。作为一个团队作品的主持人，我要特别感谢研究团队全体同仁。除了上述各位作者，课题组成员李晓超（国家统计局）、郎友兴（浙江大学）、邵峰（浙江省农办）、何子英（浙江大学）、苏振华（浙江大学）、周俊（华东师范大学）、黄志岭（浙江财经大学）、杨俊（浙江财经大学）、徐越倩（浙江工商大学）、董淑莉（浙江大学）等以各种方式参与本项研究，为本书写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本项研究工作与本书写作过程，刷新了我们已有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和科研组织方式。全体团队成员精诚合作，互相辩难，互相支持，以高翔、黄红华为组长的项目秘书处运行高效而顺畅，令人赞叹。
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本项研究，并将本书纳入“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自2000年获得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以来，我先后获得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都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密不可分。
感谢陈锡文主任主持了本项研究的开题会并且发表精彩演讲，而且在时隔7年之后，再次欣然为我主持的研究著作作序；感谢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专家、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支持、关心本书写作，他出席了本项研究的开题会和项目成果评审会并发表精彩演讲，在我将书稿呈送他时，慨然同意为本书作序。两位著名专家为本书作序，不仅体现了他们提携、奖掖后进之心意，而且这两篇序言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研究的精彩之作。
感谢2009年5月出席本项研究开题会的各位专家学者，除陈锡文主任、徐勇教授，我还要感谢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感谢2011年11月出席“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战略、制度与政策”研讨会暨项目成果评审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其中徐勇教授、徐小青部长和黄祖辉教授出席过本项研究开题会，他们和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逐篇审阅了全部文稿，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
感谢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曦先生、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家平教授一直关心、支持本项研究和本书写作。2006年，在他们的支持下，我申报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管理创新”项目获得浙江大学学科交叉预研基金批准。这一交叉预研为本项研究和本书写作奠定了基础。感谢黄祖辉教授将本项研究纳入他主持的浙江大学“985工程”国家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资助范围。
在本项研究和本书写作过程中，多篇阶段性研究成果已经先期发表，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孙麾编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丁开杰主编，《中国行政管理》鲍静主编、解亚红副主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枫主编，《社会科学》李申编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陈喜贵编辑、《浙江社会科学》俞伯灵主编，《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何艳玲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编辑部严国萍主任等，他们不但卓有成效地编辑并发表了这些阶段性研究成果，而且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感谢浙江、四川、重庆、江苏、山东、广东、广西、云南、甘肃等地接受我们调研和访谈的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没有他们提供的数据、案例、信息，本项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饶涛、马洪立、姚兵三位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以及对我一再的推迟交稿和修改给予的耐心和宽容。
最后，我要感谢亲爱的读者，你！本书虽经研究团队历数载而后成，但错漏之处依然难免。我迫切地期待亲爱的读者能够不吝指正，有以教我，共同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郁建兴2013年3月1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