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由行政管理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在蒙民伟楼357举行，30余名研究人员参与研讨。此次会议由郁建兴教授主持。
余潇枫教授作了题为《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领域》的主题报告。在余老师激情澎湃的演讲中，他提出传统安全概念的三个构成要素为主观上恐惧、客观上威胁和主体间冲突，而所谓非传统安全正是在此基础上因主体多元化和问题复杂化而产生的新研究视野。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安全本身的威胁变得相对不重要，对客观威胁的理解与表达上升到更为重要的层级，这就使得构建新安全话语的必要性呼之欲出。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流行观点，公共安全不是安全问题，而只是公共问题。安全问题是普遍性威胁，而公共问题要变成安全问题需要权威部门（speech actor）的发布，这就是最常见的对安全的言说（理解与表达）的过程。
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余教授以为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宜发展本土化、中国化的非传统安全的土壤。《易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预警机制，其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进行论证和描述，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而这些都与非传统安全的理解与表达客观威胁的核心思维不谋而合，相反中国式的非传统安全可以天然地获得更多的特质。比如根据建构主义学派，中国与西方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共存在先而个体在后，西人反之，或者说西人的共存是在个体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这一差异的最经典描述莫过于基辛格以中国围棋和西方国际象棋分别来比喻中国人与西方人迥然有异的战略思维。而在现实中的反映则可以反映在对“人权”的解读上，西人往往注重个体人权的保护，而中国式思维则更注重集体利益，因而产生集体人权概念。最后，余教授还阐述了全球化与大国责任的关系，强调注重非传统安全并非否定使用武力，并生动地阐述了在非传统安全视野下如何灵活应对台湾问题、新疆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的可行思路。
余教授的报告内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回应。郁建兴教授认为人是语言的承载，因而所有安全的解读都应当是话语的，自然也就不排斥新安全话语了。但是郁教授认为西人并非没有共存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等一系列思想家都有从共同体角度来思考的痕迹，而原子主义的出现则是在洛克之后，相反，事实上东方的集体主义一直都发育不充分。博士研究生陈可鉴提问共享安全和自由之间的紧张应当如何解决，余教授非常赞赏这个问题，并回应说自己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出发，正在做消极安全与积极安全的研究，期望能有相关突破。田传浩副教授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非传统安全既然强调主体间的关系，则主体不应该仅仅涉及人与人，还包括哺乳动物、动物、植物与自然界，这些范畴应该如何纳入当前研究框架中？二是历史上多次国内战争导致人口灭绝更多，事实上中国并非完全爱好和平的，那么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安全观可以更好的拯救世界可能并不可靠？对于第一个问题，余教授坦承当前的研究视野确实还局限在人本身活动范围内，而下一步完善研究确实需要拓展框架，并举了中国词典中对 “牛”“猪”等动物“非朋友”的对待方式回应这一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个问题，余教授则风趣地选取了中国家庭对待小孩（严苛）和客人（热情）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历来存在的“对内严苛、对外友好”的习俗，同时也肯定了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行政管理研究所 郦水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