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14日下午，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在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246举行新学期首次Seminar，王诗宗教授以“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形成机制”为主题作报告。
与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有关的争议由来已久。中国NGOs并不全是政府的附庸，其中不少组织是具有自我意识和价值认同的重要社会行动者，特别是在地方层面。解释这些组织自主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目标。
在其研究中，王诗宗首先回顾了有关中国NGOs自主性的相关争论，发现当“公民社会对抗国家”这一理论约束被松绑时，会看到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 NGOs都拥有可观的自主性，由此开辟了研究社会组织自主性成因的突破口。而以往研究过分注重了宏观的制度或组织因素而忽视了微观层面做出选择的个体的能动意义。基于此，研究以影响组织领导人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政治连带为主线，构建了一个可将组织间关系、组织行为与关键行动者的认知、知识和能力等连接在一起的多层次分析框架。进一步地，他们依据该分析框架，以宁波市X协会和杭州市Z互助会这两个组织的自主性形成过程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关于NGOs的自主性形成的相应命题。
研究立足社会网络的视角，强调NGOs领导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连带对其行为逻辑的影响。案例剖析发现，尽管组织可以通过正式性、资源分散、决策权威等三种方式确保或获取自主性，但究竟采用何种方式，与组织领导人的知识与技能等密切相关。比较案例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政治关联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王诗宗的研究引入对组织或个人具体关系特征的分析，在中观或微观层面弥补了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如法团主义等偏重对制度因素的描述分析而缺乏机制性解释的弊端。最后作者强调“第三部门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它所能锻造的同国家的关系。” 由此启示我们必须抛弃片面强调自主性或相互协同的观察方式，正视中国NGOs与政府相互依存的现状。
评论人高翔博士从三个方面对王教授的研究进行了点评。其一，在文章开篇，有关中国社会组织是否存在自主性的问题占据了过多的篇幅。政治学家更关心社会力量能否与国家对抗，去制约国家无所不在的力量。而此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去掉这种对抗性之后会促成差异化的大胆设想。因此如果可以开门见山地借助文献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存在自主性，并顺势切入到自主性的形成机制的探讨会更有助于保有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二，研究中采用的案例主要服从两个目标，一则表征两者都具有自主性，二则反映其获取自主性的策略选择。而现在两者在具有自主性的事实证明上篇幅过短，借助表格的列举方式也并没有做出较好的解释，因此还不如在开篇就是否存在自主性予以界定，并交代相应维度，以助于更好地聚焦讨论主题。其三，如果公民参与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话，那么问题变成当公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时，有可能去影响政府公共政策。读者可能更期望看到对于初始状态不同的具有政治关联的组织，当其采用什么策略时更有可能获得自主性，而现在则呈现出两种组织都具有自主性，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路径发展或说培育了自主性。因此如果将逻辑转换成当采用特定的策略时，不同类型的组织有可能形成自主性，也有可能失去自主性或得不到相应的培育，应该会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其他与会老师也对该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并纷纷畅述己见。主要意见和建议如下：第一，文献应该聚焦于自主性形成机制，而不用大篇幅的讨论是否存在自主性；第二，文中自主性的概念与内涵，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理论交代其来龙去脉；第三，运用养老服务第三部门的案例分析，其作用机制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第三部门，需要仔细商榷；第四，如果能够有一个没有获得自主性组织的案例作为对比分析，结论会更有说服力。
（行政管理研究所 郦水清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