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于2013年2月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审核。该项目课题组在结题总报告的基础上加工完善形成专著《权力制约监督论》一书，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为该书作序。
用制度打造权力的笼子
——《权力制约监督论》序言
俞可平
大约七八年前，有位中央领导在座谈时问我，如何看待国内的腐败状况，是否已到了巅峰？我当时回答说，这么严重的腐败应当到了巅峰，相信会开始回落。那时我乐观地认为，既然中央领导、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都如此痛恨腐败，而且有关部门每年都出台这么多廉政规定，惩处这么多腐败官员，还有什么理由遏制不住腐败呢？但事实证明，我的预计过于乐观了。不仅严重的腐败一直在高位运行，而且更可怕的是，某些官员的腐败开始转变为官员的特权。人民群众如此深恶痛绝的腐败特权现象，为什么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呢？这恐怕是每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不得不反复思考的问题。
理想信念的缺失，个人贪欲的膨胀，“升官发财”等文化传统的影响，无疑都是造成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但我始终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官员的个人素质和理想信念，而是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即我们的权力制约制度和监督制度还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继续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修养，但更需要的是健全制度，用制度打造权力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严重的官员腐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增大经济交易成本，污浊社会风气，被称为世界性的“政治之癌”。遏制和消除官员的腐败特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任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被认为是政治的公理，制约权力也因而被当作是反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人类至今仍没有发明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可以真正消除腐败特权，但相对而言，人类的政治经验已经证明，民主法治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制度。近代西方的民主、宪政、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而发展起来的。在制约权力方面，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吸取智慧，但更需要从人类其他政治文明中吸取智慧。原因很简单，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民主法治，而恰恰只有民主法治才能走出传统中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更替定律。
中共十八大一如既往地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这当然包括不照搬西方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制度，其实即使西方各国之间也鲜有相互“照搬”的，何况我们中国？然而在我看来，“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既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官员的权力就不需要制约，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相反，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这当然包括西方国家在权力制约方面的有益成果。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要有效制约包括国家最高掌权者在内的官员权力，主要有五条途径。首先是改革完善官员的选举和罢免制度，给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以权力，使失职官员的权力及时得以罢免。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第三是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建立有效的官员问责制度。第四，就是政务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第五是构筑廉政体系，使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闭合系统，对关键环节的权力监督不缺失。尤其是对各级政权中的第一把手必须设置有效的监督，没有对第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整个权力监督体系势必如“牛栏关猫”，漏洞百出。
如何打造制度的笼子，有效管住官员的权力，是中国政治家的重大责任，也是中国政治学者的重大课题。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权力制约监督论》，就是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等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和回答，该书也是陈教授承担的国家重大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我粗览之下，发现作者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学理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国外等多重角度，去全面探究有效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原理、道德规范、制度机制、现实途径和战略策略。我相信，这样的专门研究，不仅对深化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推动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更有其现实意义。所以，我借题发挥，趁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就反腐倡廉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与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有进一步的交流。
陈国权教授为该书写的“后记”
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的成果之一。该项目于2010年1月立项，研究历时三年，2012年12月结项，并顺利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专家审核。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2009年前后立项还非常少，因此成为高校以及其他科研单位竞相争夺的对象，受到高度重视。那一年，我们团队是浙江大学也是浙江省唯一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资助的。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也极其重视这项研究。课题立项后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围绕这个项目经常召开讨论会，形成的会议纪要就多达六十份，记录了这项研究的工作历程和主要观点。这项研究最终完成学术论文二十多篇、研究要报六份，最后形成这本专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要求是“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努力维护重大项目的国家水准和权威性”。我们一直以“国家水准和权威性”来要求研究工作，每项成果都经过集体多次讨论。
三年的课题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团队的合作研究过程培养了人才，我的博士生们得到了锻炼并顺利成长起来。期间有四名博士生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有三位在职博士生晋升为副教授，有三位团队成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团队围绕这项重大项目所开展的深入讨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研究制度。学术研究艰辛枯燥，但伴随学生成长的过程却是令人愉快的。
本书是团队集体研究的成果，在致谢贡献者时发现这是一件不易的事，因为几乎每一章节都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多人合作的产物。但基本的分工如下：导论（陈国权、毛益民）、第一章（陈国权、毛益民、谷志军）、第二章（陈国权、毛益民、谷志军）、第三章（陈国权、曹伟）、第四章（陈国权、毛益民）、第五章（谷志军）、第六章（吴帅）、第七章（陈国权、周盛）、第八章（梁耀东、王海稳）、第九章（陈国权、周盛、周鲁耀）、第十章（陈国权、毛益民）、第十一章（吴金群、陈国权、黄振威）。毛益民协助我进行统稿。谢佳、胡欣等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校读，勘正了不少错误。李院林副教授、周功满副教授和王柳副教授都是围绕这项重大课题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期待他们完善后单独出版。
在本书付梓之时，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感谢俞可平教授为本书作序。俞可平教授长期致力于我国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得以建立，我有幸在他的指导下负责该中心工作，能及时分享他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洞见。感谢何增科教授。何增科教授对权力现象有深刻的研究，近几年他多次参加本课题组的学术活动，并兼任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感谢蓝志勇教授。我们自2002年在美国ASPA会议认识以来，就成为挚友和学术合作伙伴，他深层的理论功底和国际视野不仅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与我合作指导博士生学术研究，给予学生极大的帮助。感谢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在这项研究的三年间，周雪光教授每年暑假来杭州与我们团队一起进行调研，在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上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感谢余逊达教授、冯钢教授、曹正汉、夏立安教授、郎友兴教授。他们是我博士生们的合作导师，我深知自己学识有限，特邀请他们与我共同指导博士生。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有智教授的支持。他知道这项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立项后就约我将成果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复旦大学孙笑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孙柏瑛教授等学界同仁给予的支持。感谢中纪委监察部杭州培训中心、杭州市纪委监察局作为合作单位提供的帮助。中纪委监察部杭州培训中心成立于1990年，我全程参与了该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并一直兼任该中心的教学工作。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研究取向，我完成的研究著作的主题均与权力制约监督相关，这与我在该中心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杭州市纪委监察局是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工作最出色的单位之一，他们的实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案例。
资本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力，权力是政治活动中的资本，权力在政治学中的意义如同资本在经济学中的意义。权力现象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权力结构、权力关系、权力配置等等的分析是解析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只有权力（power）才能保护权利（right），权力的均衡才能实现权利的均衡。对权力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促使权力的正当行使，既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本项研究是对权力现象进行的一项系统分析，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权力现象的认识，能为法治中国的建立提供理论上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