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0-22日，第四届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主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廷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台湾大学、中央警察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及五位中澳政府官员参与了此次会议。此次对话会的主题是“最大化分权收益”，与会者围绕“匹配地方政府的能力与责任”、“国家或省政府支持、监管地方政府发展的角色和能力”、“社会组织增强区域能力的角色”以及“政治与行政不同的能力需求及其政策角色”四个子议题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研讨。
对话会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来自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Michael Wood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ohn Wanna教授、浙江大学郭苏建教授以及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讲。
Michael Woods和John Wanna联合发表了“实践、理论介绍与澳大利亚制度框架、驱动力及挑战”演讲。John Wanna介绍了“分权”的概念及其内在优势，并明确了分权的三个关键原则——部分转移权力和责任、差异化政策及试验、必要的地方能力，说明我们还需要将环境的复杂性、服务供给种类的多元性等纳入考虑。其后，Michael Woods介绍了澳大利亚联邦制的正式和非正式结构，并展望了其分权的未来发展。
浙江大学郭苏建教授介绍了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修正及其在中国条件下的应用。在回顾了第一代及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相关文献后，他修正了其理论框架的部分原则，区分了不同类型财政联邦主义的概念和绩效。进一步地，他指出，当今中国的财政体制实际上是类传统型的财政联邦主义，而精炼的财政联邦主义结构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从台湾地区的政府间关系谈起，展示了其自1949年来变迁的三个阶段，特别说明了台湾地方政府的人事及预算现状。总体而言，台湾的地方治理经历了从集权控制到分权的转变，而未来将会走向更高程度的分权。不过，缺乏必要的自治技巧、不成熟的政府间关系、区域间不平衡的财政能力以及贪腐仍是当今台湾地方治理面临的难题。
20日下午，对话会进入实践者讨论环节，该环节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五名政府官员参与了讨论。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丁祖年指出，认识中国分权必须认识中国特殊的体制，注意到地方所有权力均来自中央授予，以及地方分权法治化程度不足的特征。随后，他重点介绍了浙江省在扩权强县和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的实践经验，并基于此提出改革应遵循渐进性、配套性、合法性与注重实效的原则。
湖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崔凤军发表了“改革行政管理层级之浙江实践：进展、挑战与展望”演讲。他首先介绍了浙江省省管县改革的起源与过程，并在分析中特别指出，尽管省管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让地级市陷入了尴尬境地，县域经济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他认为，地方政府层级的设置根本上取决于国家规模和政府管理幅度，在分权的大潮中减少政府层级已是大势所趋。
浙江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区域发展处处长胡金生系统地回顾了浙江省自1992年以来的放权改革历史，指出“强县政策”已成为贯穿改革的主线，越来越多的地方试验被逐渐推广为全省统一行动。他进而提出，以地方人大和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横向问责制是实现地方政府自律、最大化地方分权收益的实践基础。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部区域分部部长Andrew Johnson基于澳大利亚的区域及地方政府机构关系，结合地区分布及人口密度，分析了澳大利亚区域治理在基础设施、地方政府能力、技能等方面的困境。他指出，多元融资模式、协作治理、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或可成为突破困境的途径。
澳大利亚Bayside市议会首席执行官Adrian Robb介绍了Bayside市的概况，指出该市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但仍受国家监管。地方政府为应对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失败，开展了培育市场、政府间协作等一系列改革。基于此，他提出应将服务质量、资源利用率等指标纳入地方绩效测量体系。
21日上午，第一场子议题研讨会举行，主题是“匹配地方政府的能力与责任”。此次研讨会的主持人由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担任，评论人由香港城市大学陈汉宣教授担任。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及台湾的三位学者、官员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美国公共管理学会原主席、中佛罗里达大学刘国材教授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讨论了地方分权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分权的经典理论和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他认为，应通过制定可持续的发展政策、善治的地方实践来实现分权收益的最大化，强调了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环境保护、问责制、政府透明度等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教育及早教发展厅高等教育主任Nick Chiam展示了维多利亚州职业教育供给的改革历程，说明政府需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类市场”的建立可以形成服务供给主体间的有效竞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仍需在此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否则将会影响“类市场”机制的作用效果。
台湾大学教授林子伦基于台湾屏东县社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历程，分享了他关于协作治理中地方政府角色的最新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领导者是整合多元利益、推动可再生能源项目启动的关键因素；互信则是整个协作治理过程的基础；同时，由于支持地方发展清洁能源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高级政府，政府间关系和谐也十分重要。
随后的研讨会延续了对第一个子议题的讨论，并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Andrew Podger和John Wanna分别担任主持人及评论人。来自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五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研究。
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是否回应了属地居民的需求？地方政府创新是否致力于提升治理质量？高翔博士基于浙江省地方政府创新公众知晓度的电话调查，对此做出了回答。她发现，地方政府创新并非总是由属地居民需求触发，这意味着学者们或许不应对地方创新对体制的改善作用太过乐观；如果要最大化中国的分权收益，加强地方层面的横向问责制至关重要。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郭铭锋研究员及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王俊元博士分享了“灾害管理中的分权困境：台湾的防洪教训”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区分了权力集中型、权力分散型及模糊地带混合型三种分权类型，指出地方政府行政及财政能力有限阻碍了分权项目的有效实施，这说明权力集中阻碍了地方自治，政府间协作的意义由此凸显。
悉尼科技大学Bligh Grant博士在描述了中澳两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后，提出“城市债券银行”的改革设想。他通过研究南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和英属哥伦比亚市政府的财政权力，发现相对谨慎的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透明度、善治和良好监管也为此设想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应注意其适用性可能存在边界。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BingQin Li教授认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政府在非经济增长、非维稳类支出项上的表现，她的研究则考察了高层级政府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地方竞争和激励鼓励地方政府重视参与类和协作类项目。未来的研究仍需聚焦如何实现更大范围的自主参与、如何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相联系等问题。
21日下午，对话会开启了对第二个子议题“国家或省政府支持、监管地方政府发展的角色和能力”的讨论。该部分由厦门大学张光教授担任主持人，澳大利亚生产力协会Michael Woods及浙江大学余逊达教授担任评论人。
新南威尔士大学顾问、前维多利亚基础设施部总协调员Meredith Sussex介绍了维多利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指出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和支持作用。她结合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指标，从总体上评价了维多利亚州地方治理的水平，并提出为实现更好的治理实践，应建立更清晰的问责制度、更注重公众满意度，鼓励公众参与规划等。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指出，已有关于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多关注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他的这项研究则聚焦于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分权改革，并在已有关于省向县放权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浙江省强镇扩权和小城市培育的改革历程，将讨论延伸至乡镇政府的扩权。他说明，浙江省乡镇政府的行政扩权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社会事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水平提高。
复旦大学张平博士基于330个县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分析提出，税收和支出权力下放扩大了地方预算规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多种形式获得转移支付，后者比前者能更准确地反映财政分权程度。尽管省管县改革有效减少了行政支出、刺激了经济发展，但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并未显著提高。
随后的讨论围绕第三个子议题“社会组织增强地方和区域能力的角色”进行，由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Michael Woods主持，香港城市大学陈汉宣教授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drew Podger教授担任评论人。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David Gilchrist教授以澳地方政府和第三部门间伙伴关系为例，说明非盈利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考虑劳动力就业意向、首席执行官实力等因素，但管理负担的日益增加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地方政府也陷入了管理负担重、应变管理能力弱的境地。不过，目前两者仍能在服务终端用户中发挥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国家残疾保险机构战略顾问Eddie Bartnik介绍了西澳大利亚州在建立残疾保险计划方面的尝试。他指出，参保途径、选择与控制机制和社区、主流人群援助是该保险计划的三大支柱。计划实施后，残疾人可通过准入审查参与其中，参与者均拥有个人计划和预算支持。目前，此项目已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
浙江大学博士候选人沈永东认为，大量社会组织涌现并与地方政府合作发展经济、供给公共服务的现象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通过分析上海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案例发现，以绩效为基础的分权体系促进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成功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实现了服务外包，而社会组织也在公共事务参与中更加独立。
浙江大学博士生宋程成报告了他与王诗宗教授的合作研究。他们借鉴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视角构建了一个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他们认为，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建立的社会组织均可采取某些策略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而该多层次分析框架也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22日上午，会议开启了对第四个子议题“政治与行政不同的能力需求及其政策角色”的讨论，由香港城市大学陈汉宣教授主持，并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ohn Wanna教授担任评论人。
澳大利亚Bayside市议会首席执行官Adrian Robb指出，地方优先考虑的事项或不符合中央统筹发展的目标，那么，中央和地方应在责任和绩效认定方面如何分工？他通过分析维多利亚州的社区改革提出，改革对公共管理者的责任、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具体的责任认定、能力培养事宜仍饱受争议。
为讨论央地关系如何影响区域试验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提出了“威权性分权”概念，将政策工具来源和中央政策干预作为两个关键变量，并提出养老金制度创新扩散的四种模式，进而说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垂直扩散过程体现了财政分权、责任分权及行政集中的特点。
分权能必然促进地方政府创新么？浙江大学副教授何子英基于公立医院民营化试点的分析，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分权语境下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及政治锦标赛影响了社会政策领域创新的预期效果。中国的分权改革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带来了公共部门间、政府层级间的复杂博弈。
随后，对话会进入总结环节，该环节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Andrew Podger主持。他首先回顾了此次对话会的诸多亮点，指出与会者围绕四个子议题的讨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学者关于政府间关系的讨论可以使澳大利亚学者全面理解中国的分权改革，而中国也可以从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供给、多元融资等一系列改革的经验中获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ohn Wanna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陈汉宣教授、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及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等对本次对话会进行了总结。
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公共管理学者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研究机制，创办于2011年。每届对话会将邀请数十名来自澳大利亚和大中华地区的学者及官员参与主题讨论，共同推进两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进步。前三届对话会于中山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经商定，2015年第五届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将于台湾大学举行。
（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