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9日，为期两天的“2014生活与发展研讨会”在杭州举办。会议围绕“我们”与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设置了十个分论坛。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了“基层治理创新与城市参与性、包容性、融合性发展”分论坛。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负责人等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由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蓝志勇教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何艳玲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系主任范柏乃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组织发展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税根教授等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由三场主题报告组成。
第一场报告由陈国权教授主持，姜晓萍教授、彭勃教授、范柏乃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报告，最后由何艳玲教授进行点评。
姜晓萍教授在《城市发展中政社协同治理的孵化机制研究：以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为例》的报告中，介绍了四川省基于震后救灾社会力量管理而形成的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案例研究。通过建立市、县、乡三级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中心，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联动，实现凝聚社会力量、提升重建效率、培育本土人才、服务灾区群众的合力优势，通过打造助力型、倡导型、指导型、研究型、服务型五大平台，将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建成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多元互动为核心、公民参与为关键、资源整合为基础、专项行动为手段、制度规范为保障的政社协同平台。
彭勃教授在《城市基层治理：行政主导下的“逆行政化”创新》的报告中，介绍了基于上海市镇管社区创新的案例研究。在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从简约治理走向多元协同治理的发展路程上，行政力量撤退、社会力量进入已成为治理趋势。为弥补社会力量不足、治理技术与需求不符的现状，“逆行政化”创新模式应运而生。这是在行政力量主导的作用下进行政社联动的创新实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基层政府创新、社会能力培育、社会资源汇聚，以渐进式的去行政化方式探求现实情况下的基层治理创新路径。
范柏乃教授在《地方政府治理的龙州经验：政府行动学习》的报告中，介绍了西部地区龙州政府行动学习的案例研究。政府的行动学习是指政府行动学习小组选择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组织召开行动学习研讨会，采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在现状分析、问题诊断、成因探寻的基础上，寻找、评价和制定解决方案，付诸行动实施并予以不断修整和完善的动态过程。龙州通过行动学习从经济、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开展行动改革实践，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基层政府利用行动学习提高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何艳玲教授在总结点评中指出，三位教授都是通过中国地方性经验的发现去奉献全球性的知识。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区域的案例其实都反映了权威国家在治理危机下如何进行治道变革的问题。这一变革包含两个维度：重塑政府和建构社会。在中国，政府正在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施行对社会的建构式还权，并探索政府与社会相互影响下的国家建设之路，这即是中国模式甚至“中国自信”。我们要做的是理解和发现中国地方性的经验，通过结构化的反思和学理性的提炼来建构整个中国社会的管理知识。
第二场报告由彭勃教授主持，何艳玲教授、许义平副局长、李小宁主任分别作了主题报告，最后由蓝志勇教授进行点评。
何艳玲教授在《治理外部性及其结果：对中国“不稳定”事件的解释》的报告中，从治理外部性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中不稳定事件的成因。中国在威权体制下为获得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治理手段带来了许多问题，产生了治理的负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市场机制引入导致的放权不限权，增长主义导致的增长不发展，稳定社会需要导致的解构不建构。治理外部性导致了“遗忘社会”的结果，而我们今天需要通过“回归社会”，将社会力量带回国家治理中来，形成有张力的内在稳定秩序。
许义平副局长在《走向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基于供需关系的养老公共政策取向》的报告中，结合宁波实际探讨了怎样在老龄化时代解决养老需求的问题。他认为，当前养老的核心问题是供需结构型矛盾和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错位。相当数量的资源供给了自理型的老人，无论是普惠性的还是选择性的以解决困难老人为主的做法，公共机构、公共资金都没有瞄准最需要的人。这导致了无实际意义、无明确目标的规划设置，有限公共资源被非基本需求占有，市场力量难以介入等后果。为此，政府需要明确定位，创设新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优先满足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需求。
李小宁主任在《推进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法治化》的报告中，阐述了深圳市罗湖区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思考。罗湖区通过实施社区治理体系改革，充分发挥法治的统领作用来理顺治理体制、建立社区治理体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来发展社区治理的民主，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建设社区自治的文化。罗湖区社区治理的法治化实践，为解决基层治理中的“过度行政化”问题提供了思路。
蓝志勇教授在点评中指出：第一，治理外部性的提法需要商榷，治理是多元的，是没有外部性的，用政府行政手段产生的外部性来进行概括更合适。对于不稳定事件的因果关系，他认为传统的东西有它的合理性，打破和转换是非常痛苦的，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例如现在很突出的土地问题，政府用制度的方法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必定会招致反对。第二，目前老龄化问题、人口问题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其实老龄化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提升社会生产力，同时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例如美国，老人可以不是社会的负担，能够有很好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制度体系，改变养老的保障体系。第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是价值体系的现代化。法律制度是手段，是为了维护、弘扬和发展价值体系。在中国从来都有法制，但缺失法治，即让所有的人民参与社会治理。中国现在的成功有赖于运动型管理方法，在变化之中改进，一旦固定不变，反而不一定乐观。
第三场报告继续由彭勃教授主持，蓝志勇教授、胡税根教授、陈国权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最后由范柏乃教授进行点评。
蓝志勇教授在《成都市高新区社区治理创新研究》的报告中，介绍了他对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社区治理经验及其创新的案例研究。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使社区建设、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肖家河将支部建在院落，充分发挥退休党员的作用，通过建立“三架马车”式的院落管理体系——实现院落自治、提升院落环境质量、购买服务引进社会组织，达到了环境改善、治安好转、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提高、居民参与热情提升的效果。蓝教授认为，社区是介于城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复杂系统，在中国的基层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社区工作中党组织应发挥怎样的作用，社区建设的未来走向是什么，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胡税根教授在《传统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仙居的观察》的报告中，以仙居为案例介绍了基于传统文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仙居通过弘扬“慈孝文化”核心价值，推广慈爱、孝敬、为善、自信的价值内涵；在行动模式上实施以文化人模式、典型感召模式、全民践行模式、制度督孝模式；通过慈孝的文化影响达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
陈国权教授在《政企统合模式：基层治理体制的重大创新》的报告中，对当今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企统合模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的需要，在开发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采取管委会管理的政企统合模式，是地方“再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的成因与政府对土地的经营有密切关系，在平衡预算体制下采取管委会模式有助于突破政府融资的限制。同时，在目前以精英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对决策科学化和效率的追求，客观上也需要地方集权。考察中国地方治理与西方的不同，一个基本的差异就是土地所有制的不同。中国土地的公有制决定了地方政府需要并且有能力进行土地经营，经营好土地，才能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的问题包括社会不稳定事件等，都与这个模式有关。政企统合模式实质上反映的是地方政府正在通过公司化的运作，探索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国家地方治理。
范柏乃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肖家河的经验与浙江舟山的网格化管理有相似之处，疑问之处在于：当一个社区或几个社区仿照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模式时，会获得较多关注和资源投入，也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如果这种模式推广到所有社区，是否还有同样的效果，有待观察。仙居的案例与浙江德清非常相似，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但用传统文化的概念去描述有失准确，可能用传统道德更合适。对于政企统合模式而言，土地在地方GDP中占高比重的现象正在慢慢修正，当回到正常水平后政企统合模式不一定还会有好的发展效果。范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政府过于强大，民间市场力量太弱，应该实行简政放权，加强社会治理力量。
随后，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基层治理创新的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后续讨论，碰撞出许多思想和智慧的火花。此次论坛不仅汇聚了大量“接地气”的案例研究，更产生了许多“高大上”的理论洞见。不仅对于下一步深化基层治理创新的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有力地助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孙韶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