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0日下午，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和东亚国际事务工作坊在蒙民伟楼246会议室成功举办新学期首次seminar。余逊达教授以“一带一路：构想与挑战”为主题做报告，学院、系所相关专业博士后、博士以及硕士研究生等四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的总称，是指“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的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并没有实质含义。这一构想发端于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内含西部对外开放，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2012年，作为国内寻找新的增长点、国外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应对，向西开放开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再到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中国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战略，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合作机制。现在，“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家新的三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首位战略，并被置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余逊达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般的对外战略提升为国家的重大战略，这种现象本身标志着我国对外政策的一种重大转型。对这种转型所包含的意蕴的解析，关系到一个大国能否用一种新型的方式来崛起，值得深入研究。为此，他分别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中国干什么、怎么干”、“如果顺利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以及“可能遇到的风险”等方面对这一战略进行完整的阐述，并分析提炼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首先，余逊达教授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来解答“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的问题，凸显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现实意义。从内部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动因：一是促进东中西部的平衡发展；二是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三是国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消化内部的产能；四是深层次地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实现从外贸大国到外贸强国的转变。从外部来看，一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再平衡，二是追求地缘政治目标，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使得中国在欧亚经济整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地缘支撑，三是倡导新型地区发展方式和全球发展方式，建构一种新的全球化。
关于“干什么”，余教授指出，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国要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人心相通”这五个方面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3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答记者问时做了另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解读，即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陆上经济走廊建设、海上合作支点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中国要建三个共同体，分别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建设将深刻改变现有的国际社会的结构。
接下来要回答的是“怎么干”的问题。从内部来看，中央要统一协调各地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地方则应在参与中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化总体框架中的功能与位置。中国要在理念、规则和政策等方面统筹内外发展，推动民企走出去，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要求地方政府不再是单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定位自己的角色，而是在更大的全球范围再定位自己，这是历史性的进步，蕴含着巨大的改革空间。二是美国可以对外统筹国际发展，但联邦制下的美国难以实现对内统筹，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有条件也有能力做到真正的内外统筹。这是中国的优势，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再从外部来看，首先是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根据地缘经济学的观点，谁控制了基础设施，谁就控制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来说，修路是最有把握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加快自贸区谈判。中国要做的，除了加快RCEP谈判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好中德、中俄、中日关系，并占据住亚太自贸区和“一带一路”这两大经济圈的主导位置，是两项基本任务。再就是建设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经营好三家银行和一个投资公司，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弘扬亚洲新安全观。
那么如果顺利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余逊达教授也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概括性地描述。从内部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将带来如下结果：西部发展机遇增加，内外发展的相互依存度将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地方国际化程度将提高，建立起学习型政府与政党，智库作用大大提高，军队的作用会增强等。从外部看，也可能有一系列的后果：世界金融秩序将出现重要改组，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对外投资也会增加等；中国的发展方式在世界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将加强；区域贸易组织建设将加快；中国向西、欧洲向东的相向运动将增加欧亚经济的整合程度；世界结构、南北秩序将在转型中重塑。
“一带一路”战略也面临许多风险。大国制衡首当其冲，如何实现中国发展同相关国家利益的兼容，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其次是国别风险，由于许多欠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定，一旦出现政治动荡皆可能导致经济损失；再者是欠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主权信用低与偿还能力差的问题，将使中国承担巨大的信用风险；尤其要清醒意识到的是，虽然丝绸之路从中国发源，但中国在历史上并未积累起通过发展贸易来提升国家处理跨地区、跨文化的冲突能力的经验。
最后，余逊达教授总结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的重大战略转型，但是相关的研究总体十分薄弱，与该战略在国家总体发展布局中的地位极不相适应。他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相得益彰、中国如何在新型全球化中找到最优的战略定位以及‘一带一路’的最终愿景是什么”等八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供大家深入的探讨思考。
以下为与会人员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余逊达教授的“一带一路：构想与挑战”的主题报告提出问题及点评意见：
关婷同学就报告提出两点困惑，一是为什么贡献了基础设施就控制了世界？二是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可能建构一种新的全球化？余教授回应道，“控制了基础设施就能控制世界”的提法出自一位俄罗斯的战略家，是控制能源就能控制世界的另一种说法，基础设施就包含运输能源的设施，这一说法更加关注运输、海上和陆上的航线航路的控制权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新的全球化是相对于以私人资本作为主要整合力量的老的全球化而言的。“一带一路”利用国有资本来动员其他资本，不是以单纯的资本获益作为目的，而是借助于这些资本的作用，为全球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从而为穷国创造脱贫致富的机会，因而带出一种不同类型的全球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有资本主要是准市场运行，它不一定投到回报率最高的地区，而是要投到能给社会大众带来最多发展机遇的地方，不仅考虑本国的经济收益问题，还要考虑所在国的人民能否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胡税根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做法是分别同落后国家和美国建立了新的朝贡体系，对外投入了大量的国家资本和市场资本，但国民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上的回报，这一模式是否可持续或可支撑仍有待考量。田传浩副教授也提出，在前一个全球化战略中，基于主权国家考虑，世界不平等在加大，中国获益最大；而基于个人福利来考虑，中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大，“一带一路”作为新的构想，能否有效缩小国别和国内差距？如果中国的得益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中国推动这一战略的动力在哪里？国内人民的收益和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对此，余逊达教授首先明确了一点，相对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中国动用的资金仅占他们所需投资的1%-2%，不能指望这一战略能在短期内带来多大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一带一路”对于提高沿路欠发达国家民众的绝对收入、缓解两极分化具有正向影响，只是并不能够大到足以消除差距；在中国内部也是这个情形，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战略中谋求的不单纯是经济利益，还有国际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等长期的政治利益。在一些收入上的损失，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领域得到回报，比如国家信用的建构。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应当调整以经济利益回报作为唯一价值尺度的评判标准。
王诗宗教授充分肯定“一带一路”在中国崛起中的重大作用，但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占据世界主导的地位，通常是基于国内的良好制度，中国目前所处的情况并不理想。从外部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个倒下，美国同其他国家建立自贸区时所基于的类似的制度和共同的价值，都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所不具备的。再反观中国国内的治理状况，确实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尚不足以为“一带一路”这一宏伟计划提供强大的内部支撑。所以，他认为只有先处理好自身的问题，中国才能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行政管理研究所 朱佳焕供稿）
（东亚国际事务工作坊 余逊达教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