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结兵: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不公经历的调节作用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6-15浏览次数:161

 

 

 

    2015年6月5日上午,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在蒙民伟楼246顺利举行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次seminar。吴结兵博士作了题为“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不公经历的调节作用”的报告。

 

    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每年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8.7万起,年均增长19.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很多调查指出,东亚地区的政治信任程度普遍较高,爱德曼发布的 2011 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对于这一现象,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高政治信任会带来高集体行动,一些学者认为政治信任会提升政治效能感,高政治信任的公民相信政府会帮助其改善处境,从而选择通过行动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个体通过参与集体行动维权是政权用来提高合法性和支持率的武器,民众的集体行动会提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那么,政治信任和集体行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吴结兵博士基于CGSS2006数据分析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通过考察了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之间的关系,并将“是否受到不公待遇”作为一组调节项,吴结兵博士的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政府信任对公民集体行动态度具有负向影响;(2)不公经历会正向影响公民的集体行动态度;(3)不公经历U型调节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之间的关系,在高政治信任同时认为受到不公对待的群体中,高政治信任会带来高的集体行动态度。针对这些基本发现,他认为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对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化,以前认为两者是正向的关系可能是不对的,吴博士认为总体上两者是负向关系,但不公经历对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之间的关系具有U型调节作用,特别是高信任人群在遇到社会不公经历后,高信任会转化为高的集体行动态度,这既拓展又补充了以往研究对政治信任和集体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解。第二,加入不公经历后,政治信任和不公经历两个维度可以对潜在集体行动者的类型学分析,从而区分和深入分析潜在集体行动者,采取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

 

    与会老师和同学分别从问卷设计、政治信任与不公经历的主客观评价、政治信任的动态变化等方面对吴结兵博士的报告提出问题及点评意见。高翔博士认为,在问项设计中,可能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是“公民对政府信息的信任”能否直接替代政府信任,仍有待商榷,其次是调查“对他人参加集体行动的主观态度”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测度上既需要反映出被调查者的真实意图,又必须“自己是否参与”同“是否支持他人”作出区分,最后是研究是否应当涉及差序信任,体现出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差异化信任带来的影响。

 

    王诗宗博士认为,信任可能只是一种策略,是用来作为合法性抗争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从信任来看集体行动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可能不成立。郭夏娟博士则指出,不公经历并不是客观事实,而属于主观感受,如何判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陈可鉴同学提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信任的表达不一定是受胁迫,而是相信有权者,相信他是能为我做主的,而不是相信他是公正的。

 

(行政管理研究所 朱佳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