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院成立十周年庆典结束后，“中国公共管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高峰论坛正式开始。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三十余名教授围绕“公共管理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发展”、“跨学科公共管理的身份危机及其超越”，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发表了主题演讲。
公共管理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董克用教授主持了第一场主题论坛“公共管理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蓝志勇教授、武汉大学丁煌教授，以及苏州大学金太军教授等回顾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进展，分析了公共管理学科特征及其带来的当代挑战。东北大学娄成武教授、山东大学葛荃教授等认为，当前时期我国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着本土化的重大挑战。哈尔滨工业大学米加宁教授、清华大学薛澜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分别讨论了网络技术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以及国际化等新形势下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西安交通大学朱正威教授、四川大学姜晓萍教授、湖南农业大学李燕凌教授以“人”为着眼点，探讨了公共管理学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培养社会责任导向的公共管理人才等议题。
蓝志勇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共管理的学科渊源、历史使命和未来发展”。他指出，公共管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一个很大的学科，它与人类文明同在。但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学问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发展。在学科细分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许多领域都被成熟管理学科占领，由此限制了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蓝志勇教授同时指出，公共管理的学科团队有着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但我们决不能把公共管理学科看作政治学科等其他学科的简单加总。政治学更侧重理论，而公共管理则更注重如何将理论变成实践。也正因此，当代公共管理的使命尤其重要。他指出，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发展应重视历史传承、关注人才需求，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话语体系、新技术引入和形成全球视野等方面切入，推动学科发展。
丁煌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发展中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他指出，自198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中国大陆开办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以来，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表现为学科框架基本确定、教学体系初步形成、科学研究成绩斐然、实践价值日益显现、学术环境大为改善。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后，公共管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也愈加显著，突出表现为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不清引发的身份危机。丁煌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科有着学科价值的公共性、学科基础的综合性、学科内容的专业性、学科方法的多元性，以及学科导向的应用性等五大特征，如何基于这些特征进一步明确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进而落实为优化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当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金太军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他指出，公共管理学科边界模糊，但边界模糊、包容性强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优点，适应了社会公共需求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他建议，公共管理学科需要加强自身的专业化建设，以公共管理事务为研究对象，以效率、效益和效果为标准，从学科交叉和融合中挖掘自身优势。
延续蓝志勇教授、丁煌教授和金太军教授的发言，娄成武教授的发言主题是 “公共管理学科的本土化发展”。他强调，人才培养方案决定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但1988年修订的全国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大纲并未能够解决同质化的问题。娄教授继而指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公共管理学者完成了公共管理学科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着重把发达国家先进的理念、理论、学科体系、理论架构、分析方法介绍到了中国。不过，中国在治理中的问题如何解决，即公共管理学科的本土化问题，则需要公共管理学者们的持续努力。在此过程中，公共管理应把加强方法论训练作为推进公共管理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葛荃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他更加侧重从中国传统历史中汲取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养分，详细阐述了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意义。他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运动着的社会与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思想、有灵魂，具备情感、心态和信仰的社会主体。科学方法可以精确描述，但难以形成价值或意义的正当性判断。也正因此，通过考察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可以注入原色，增强公共管理理论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解释力，也可以通过正当性的描述和阐释，推动社会发展，更可以实现公共管理学术视野的中国化。
在回顾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昨天”后，米加宁教授的发言“‘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开启了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明天”的讨论。他指出，“互联网+”正在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改变了知识形态，使知识从个体的记忆向云端存储转变，由此解决了知识的位置问题；从碎片化的记忆向结构化的数据形态转变，由此解决了知识的状态问题；学习能力也从记忆能力向数据的检索能力转变，由此解决了知识的获取问题。在此背景下，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环境和研究手段也要随之发生根本转变，需要更加注重能力建设，包括对事件的感知能力、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对过程的判断能力等。
薛澜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机遇与挑战”，他分享了对国际国内学术期刊刊发公共管理学者论著分析的发现。他指出，公共管理学者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从2004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08年的第3位，进步显著。但实证调研和数据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学科边界、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确是制约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薛澜教授进一步指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中的空心化局面，认为如何在公共管理领域内解读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当前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应解决的核心问题。此外，公共管理学科也需要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基础理论与政策应用之间的问题等。薛教授认为，“十三五”期间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应注重四个指导思想，包括针对重大基础研究问题激励原始创新；适应深化改革的需求，推动重点突破；支持前端战略布局，把握未来趋势；加强全球网络建设、推动研究方式转变等。最后，薛澜教授强调，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等是“十三五”时期公共管理学科理应关注的重点领域。
陈志敏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推动国际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学”，着重分析了国际化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政策日益国际化，国际公共政策已然成为全球高等院校的重要办学方向。对中国而言，我们不仅需要适应、融入WTO、PPP等国际规则，也需要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战略、公共政策的对外影响，不仅加入全球治理，更要影响全球治理。在此背景下，公共管理学科所从事的研究和培养的学生，就需要拥有更强的国际视野。
“人”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和实践进步的根基。西安交通大学朱正威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共管理的语汇与理解：兼论公共管理学者的责任”。他指出，一些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内容与中国的现实、政策实践严重脱节，导致研究成果只是作者的自说自话。他倡导，中国问题、国际视野、服务社会理应成为公共管理学者遵守的基本操守。
姜晓萍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构建‘社会责任导向’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侧重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客体，即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视角展开了讨论。她指出，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培养人，而当代中国应建立社会责任导向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公共管理的专业属性决定了我们的使命是弘扬公共精神、履行公共责任、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担当公共责任。也正因此，公共管理学科要培养的不是会当官的人，而更是当好官的人，要更加强调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价值理性。在构建一个社会责任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时，我们首先要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宽广的国际视野、扎实的学术功底和高效的行动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模块设计，实现跨学科、跨部门资源整合，确保人才培养体系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
李燕凌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区域教育资源整合的推进路径”。他认为，教育资源短缺和人才需求膨胀之间的矛盾是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中的突出问题。他指出，事务类公务员本应是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的重要对象，但当前公务员招考中更加侧重招收某一领域的专业技术管理员。调查显示，湖南省公务员中具有公共管理学科背景的人员比例不到3%。他认为，公务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更应当负有公共精神。培养专业人才的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是改革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目标。李燕凌教授同时也指出，公共管理教师管理经验严重不足也是制约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一大重要因素，突出表现为教师缺乏公共管理实践经验，实践教学基地异常缺失等。他建议，除了建立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等提出的全国性高校联盟，也可以建立一些地区性高校联盟，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联盟基地网站等，共同推进教学改革。
十一位主讲人的精彩发言后，主持人董克用教授也发表了“中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发展回顾与展望”的讲演。围绕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分享了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主要进展的总结，及对今后工作的展望。以MPA发展为例，董克用教授指出，教指委拥有招生培养、师资培训、战略发展、评估认证等四个委员会，通过构建基础与特色相结合的课程培养体系、开展全国优秀MPA论文评选等工作，较好带动了中国MPA教学的有序发展。这些贡献表现为开辟了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的新途径、成就了一批公共管理学院的教育机构，推动了公共管理领域的科研和实践工作，等等。他同时表示，MPA正在探索DPA项目、MPA质量认证等工作，并将继续开展包括招生制度改革、核心课程内容与纲要调整，网络视频教学手段创新等多方面的工作，由此不断提升中国MPA的办学质量。
跨学科公共管理的身份危机及其超越
公共管理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围绕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一特征，主题论坛二以“跨学科公共管理的身份危机及其超越”为题，在复旦大学竺乾威教授的主持下，讨论了公共管理学科如何应对身份危机、谋求学科发展。北京大学傅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开峰教授，以及天津大学张再生教授着重分析了跨学科背景下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求解路径。上海交通大学钟扬教授、南京大学童星教授则探讨了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清华大学王名教授、浙江海洋大学黄建钢教授分别从公益慈善发展、海洋管理等领域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最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教授和云南大学崔运武教授分析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和当前MPA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傅军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求‘真’的三个概念和‘有效’的公共政策：三角形的启示”。他认为，“真”包含了“道”、“真知”，以及“真相”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研究的目标就在于使真知不断向“道”前进。傅军教授表示，公共管理不是一个学科，需要更多学科来带动它前进。在跨学科背景下，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如何向前拓展，二是知识如何有效运用。
杨开峰教授的发言主题是“跨学科的公共管理：超越与挑战”。他以公共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征出发，提出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中的三个问题：第一，公共管理能否形成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尽管公共行政领域存在许多“问题”，但近年来理论上未有显著进展。突出表现为管理学的杂志中很少发表公共管理学者的文章，认为公共管理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解决问题。第二，公共管理的方法是否实现超越？杨开峰教授指出，公共管理在仿真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实验研究等方法的运用上比企业管理、社会学、心理学等晚了十余年。第三，公共管理对实践的影响是否超越了其他学科？以明诺布鲁克会议为例，这一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影响很大的会议，对实践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强。针对问题，杨开峰教授也提出了应对挑战的建议，一是要紧扣公共和管理，突出公共管理的独特视角；二是要精通各种理论；三是要以大管理的思路，整合政策研究和管理行为的研究；四是要重视科学的归纳方法；五是要建立和实践合作研究的伙伴关系。杨开峰教授最后指出，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是模糊的，使得公共管理学者更要明确使命、打破边界，包括打破学校和公共部门的边界、打破理论和实践的边界、打破国内和国际的边界、打破学科的边界，以及打破方法的边界等等。
张再生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基于范式分析的公共管理学科身份危机与发展路径”。他援引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范式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的集合。衡量一个学科是否独立和成熟，需要从科学的共同信念、模型，即实践中被公认的范例、理论、观点和概念，以及从方法等三个角度展开评价。张再生教授认为，当前公共管理学科共同体尚未形成一个共有的信念，知识体系缺乏整合性的主体性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还不明确，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统一标准等。他建议，要从理清学科边界、明确研究方法、建立公共管理实践制度安排和评价标准等出发，推进学科发展。
钟扬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民调视角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以研究方法为切入点，钟教授指出，公众是公共管理学科中公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公众参与在当前公共政策制定中仍然较为欠缺。当前公共政策制定中尽管有听证会等制度安排，实践中规模仍然较小，且参与者多为专家学者，公共政策的实际受众及老百姓仍然缺乏反馈意见建议的有效渠道。有鉴于此，钟扬教授倡议，公共管理学者可以开展更多民意调查，了解老百姓对公共政策的反馈意见，并使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干部选任的一个基础。
童星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共管理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应急管理研究为例”。他指出，学科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独特的视角，有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政治学、社会学等，第二类则是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的问题领域，如城市管理、公共管理等。他认为，公共管理属于后一类的学科，因而其内部缺乏统一性，导致内部各个专业之间难免存在冲突。不过，这一缺陷也为学科管理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动力。以应急管理为例，童星教授倡导，面对实践中的复杂难题，研究者应扎根于实践，但不能老是尾随实践；应立足于自己所擅长的学科，又不能局限于该学科；应使用现有的概念范畴方法，又要创造出新的概念范畴方法。具体而言，当前的发展趋势和任务包含三个层面，分别为跨学科研究、大数据和模拟仿真。而为了顺应趋势、完成任务，公共管理学者应当依靠团队精神和团队合作，依靠年轻人，依靠包括学界、政界、研究者和实务者等在内的更大范围学界的合作与协同。
王名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益慈善发展与学科建设”。他指出，公益慈善正在成为一个新型的公共领域，仅从民政系统统计，其资源规模已经超过1千亿/年，如果加上民政系统以外的直接捐赠，其资源规模已经接近2千亿/年。从组织规模和人才规模来看，登记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已有60万家，目前正在开展活动的470万家社会组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公益慈善类组织，并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他同时指出，公益慈善与公共服务正日益融合，其参与门槛也在持续降低，正在成为社会创新的源动力。公益慈善的发展为公共管理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对管理体制改革、立法体系和政策体系建构的迫切需要，对公益组织管理、项目管理、战略规划等咨询指导的迫切需要，对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以及对公益慈善基础理论、核心价值、伦理文化研究和推广的需要等。最后，王名教授也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四个建议：一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公益慈善相关体制改革、立法和政策建议，二是打破公共管理服务政府的局限，更多面向公益组织服务，三是在MPA中设立公益慈善的方向、课程，招收更多的公益慈善MPA，四是设立公益慈善二级学科，开展相关理论、政策和基础研究。
浙江海洋大学黄建钢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公共管理新常态：海洋管理与心理管理”。他指出，公共管理应加强对于公共性的内涵研究，特别是挖掘社会当中公共性的酝酿和成长过程。21世纪的公共管理应当进入海洋领域，求解海洋管理中疑难问题。最后，黄建钢教授指出，以人为本的公共管理需要加强对于人的心理管理。
高小平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从二次‘二分法’看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他指出，在传统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后，行政侧重工具有效性，而二次“二分法”就是指将笼统的技能再次区分为管理工具和掌握工具的技能等，由此使得公共管理学者可以更加重视管理工具创新。高小平教授认为，这一“二分”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三项启示，一是意味着公共管理既不能脱离于行政学，也不能成为简单的行政学“扩展板”，而是要寻找公共管理自身的逻辑；二是公共管理学科要高度重视管理方式创新的研究，以工具变革倒逼体制机制改革；三是要将公共管理人员的成长性进程与公共管理实践发展性进程统一起来，使得公共管理在为实践提供应用支撑的同时，为公共管理人员进步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崔运武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当前社会风险管理的若干思考”，他探讨了当前MPA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惑。他指出，当前MPA教育存在过度扩张与发育不良的突出问题，也面临着MPA教育对象年轻化的挑战。崔运武教授指出，MPA教育首先应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并基于此反思MPA的各项制度，如报考条件等是否与培养理性实践工作者的目标相吻合。而在学生年轻化的背景下，MPA教育更要明确定位，究竟是培养公共部门领导，或是非高级公务员？这也要求我们结合当前政府实践的实际需求来回答这一问题。崔运武教授最后提出，实践中需要反思MPA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在公共政策实践尚不成熟完善的背景下，或许需要在拓展案例教学的同时，搞好理论教学。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
公共管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领域。南京大学张凤阳教授主持了主题论坛三“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的讨论，和与会学者一同探讨了当前时期我国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和路径。其中，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指出我国政府治理改革创新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分配正义。中山大学肖滨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吴建南教授、兰州大学包国宪教授、南开大学孙涛教授、复旦大学敬乂嘉教授和贵州大学黄其松教授等分别就地方治理、城市治理、政府绩效管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协作治理，以及县域治理等议题发表了观点。在主题论坛三的后半段，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唐任伍教授，以及重庆大学张邦辉教授围绕高校智库建设的问题给出了各自的看法。
周光辉教授的发言主题是“通向分配正义的治理之路”。针对当前学术界热议的“国家创新”，周教授认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不能将创新仅仅理解为改变，而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他提出，应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理解改革与创新的问题。其中，分配正义由多重目标组成，靠任何一种单一的力量都无法实现这一集成目标。以正义为价值目标导向，政府创新就要建立一个包容、开放的治理结构，采用具有动态治理机制的治理方式，通过开放决策，扩大参与，加强民主协调，在多元利益群体的结构下寻求合作治理。
肖滨教授以“两场改革与地方治理创新”为题，回顾并反思了中国的改革历程。他指出，中国在近三十年内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改革，分别由邓小平、习近平主导。前者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后者更侧重顶层设计。针对习近平最近提出的“允许地方进行差异化改革”，肖教授指出，改革的差异性有赖于顶层设计的全局性和中层改革的自主性。改革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放到深改组，顶层设计应强化中层改革的自主性，激励基层创新的积极性。
在题为“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基于学术论文计量的探索”的报告中，吴建南教授指出，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但当前学界对中国城市治理的研究却远远不足。分析显示，过去，以城市治理为主题的中英文论文数量都偏少，且中文论文的研究热点均未涉及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英文论文则以工科为主，集中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领域，但较为突出研究方法，学者间的合作也更加密切。2014年以来，城市治理中的中文论文研究热点开始出现，也形成了一些合作网络。但中英文论文在热点议题、合作网络方面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他倡导，未来要进一步增加跨国别、跨学科的交流，同时在鼓励研究人员自由探索的同时，适当引导研究议题，使得城市治理更加贴近国家战略。
兰州大学包国宪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政府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他认为，当前政府绩效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绩效评价需要按照政府考核思路开展，否则将难以执行；未能区分公共组织绩效与私人组织绩效，公共性难以在绩效评估中得到体现；绩效评估中更侧重任务导向工作，未能涵盖非任务导向工作等。包教授指出，公共价值是政府绩效的核心特征，且政府绩效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的结果。也正因此，政府并非判断政府绩效的唯一主体，而是应当建立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新政府绩效观，推动政府绩效评价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由政府、社会精英、执政党以及民众共同参与政府绩效评估。
南开大学孙涛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府际关系调适与政府治理”。他指出，从空间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此过程中，政府既要完成现代化进程中提升管理的要求，也要应对后现代进程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在双重任务下，未来中国的府际关系将从传统比较简单的层级关系向DNA双螺旋模式转变，由此应对大都市发展、城市带（群）发展和新型市辖区发展带来的治理挑战。在新的府际关系架构下，政府治理也将从对中央“单向放权”的预期和“施舍式”政策“恳请”，逐步走向鼓励地方主动性、允许地方治理差异化的实践，以及带有原创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互动等。
敬乂嘉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探索购买服务向合作治理的转化机制”。他指出，与日趋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相比，合作治理更多仍停留在讨论层面，亟需解决如何使合作治理在中国成长起来的问题。他认为，在动态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不再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一次性交易，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其中可能培养出合作治理所必须的相互信任、相互问责等微观基础。考虑到购买服务向合作治理转化的可能性，实践中可以重新开展制度设计，特别是在微观层面推动治理框架发展。
黄其松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一把手’有多大权力？以县委书记和县长为分析对象”。他指出，从权力来源来看，县委书记的权力是一种组织性权力，县长的权力则是源自法律授权；从权力类型来看，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权力既有指向组织内部的内部管理权，也有指向组织外部的领导权（县委书记）和执政权（县长）。基于这样的权力结构，县域治理可能面临多重主体授权下的权力冲突问题，以及县长、县委书记由于自由裁量权较大而制约不足带来的权力运行问题，等等。
朱旭峰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旋转门’有用吗？专家流动与中国智库”，试图探寻专家在不同体制内的职业流动对智库发展的影响。基于定量分析的结果，朱旭峰教授指出，“旋转门”对智库影响力、智库经费获取都没有显著帮助，对智库专家的个人社会网络则有较为稳健的显著负面影响。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儒家传统重视组织承诺，鼓励知识分子和学者型专家在同一组织内工作，在体制间流动的专家已被边缘化，因而较难带来社会资源。他指出，中国智库无需盲目学习美国智库，而是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索智库建设的可行道路。
诸大建教授的发言主题是“高效新型智库与其他智库的差异”。通过引入巴斯德型研究的概念，诸教授指出高校智库既需要开展从政策到理论的研究，即以事实为导向，以生产知识和理解世界为目标的理论研究，也要同时开展从理论到政策的研究，即以价值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研究。他指出，巴斯德型大学智库需要实现理论与政策的互动式演进。他最后倡导，高校智库应养成独立的思维习性，基于科学研究提出问题，由此跳出政府的思维习性，实现从应对到预防的咨询研究转变。
唐任伍教授的发言主题是“高校智库建设切忌同质化”。他指出，2013年中央政府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智库以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开始大力支持智库建设，但在大兴智库的背后，也潜伏着智库建设虚热的隐忧。他认为，要建设具有影响力的一流智库，高校需要走出当前的非理性状态，更加注重设计有利于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他建议，智库建设一要依据自身发展条件，突出特色，克服同质化；二要充分吸收他国经验，走向国际化；三要在放眼当下的同时着眼未来，富有预见性。他强调，特色是高校智库的灵魂，也是高校智库建设获得成果的关键。
重庆大学张邦辉教授的发言主题是“高校新型智库的发展方向与现实路径”。张教授指出，当前智库建设中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第一，智库边界不清晰，智库工作缺少稳定支持、缺乏成果认可的体制机制保障，进而影响了高校建设智库的积极性；第二，专业智库人才匮乏，既缺少具备公共管理实践经验的研究人才，也缺乏运营智库的管理人才；第三，研究基础、研究方式与智库研究需求不匹配；第四，各个智库千篇一律，专业化和特色化不足；第五，人事制度、成果转化和经费管理等配套机制缺乏。有鉴于此，张邦辉教授以制度化建设为核心，提出了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实现路径。它们分别是：专业团队的建设和培养、创新科研手段和方法、建立相适应的人事制度和评价机制、建立政府采购智库服务的机制、加强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建立研究成果与决策机构的双向联系和反馈机制、建立专门的经费投入和使用管理机制、健全相关法律保证“思想市场”的有序。
三场主题论坛结束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做了论坛总结。姚先国首先感谢了公共管理学界同行在百忙中来到杭州参加公共管理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感谢了出席“中国公共管理过去、现在与未来”高峰论坛的诸位嘉宾。他说，各位学者在短时间内针对公共管理学科需要共同研究攻关的宏大问题做了高屋建瓴鸟瞰式的指点，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发。他表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过去十年内实现较大发展、取得可圈可点成绩，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天时是学科发展正当其时，地利是我们正处于浙江这一创新资源非常丰富的沃土。而最最重要的则是人和，既有内部的团结奋斗，又有外界高水平、真性情的国内外朋友真心实意支持我们，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能够从弱小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姚先国教授再次感谢了参与本次高峰论坛的演讲嘉宾，以及在场的所有老师、同学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