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国际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JCG）创刊发布会暨“中国治理：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成功举行。Taylor & Francis/ Routeledge出版社亚太地区总监Lyndsey Dixon女士，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出版社中国期刊部主任Wendy Ding女士，近30位国内外中国治理研究领域专家学者，JCG编辑部全体成员、及公共管理学院部分师生出席了发布会暨研讨会。
发布会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JCG主编郁建兴教授首先致辞。他向Taylor & Francis/ Routeledge出版社、出席发布会及研讨会全体与会嘉宾、JCG编委会，以及JCG编辑部全体成员表达了谢意。郁建兴教授表示，创办一本以中国治理为题的期刊，源自于对当代中国和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既有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的成就与经验，也产生了诸多因发展失衡而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教训。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知识引领制度创新的作用愈加明显，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显得尤为紧迫。他认为，准确理解中国是改变中国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既要有面对现实问题时求真务实的审慎态度，也应在实现中西方理论对话时自信开放的心态调整。他强调，只有摒弃本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或“学徒状态”，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思维框架，基于中国经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建设有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郁建兴教授进一步指出，“治理”是中国政治与政府研究中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治理理论和实践也必将产生新的重大进展。如何认识中国治理现状、解决中国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出版社亚太地区总监Lyndsey Dixon女士随后发表致辞。她首先感谢了郁建兴教授、郭苏建教授等为新刊创办和新刊发布会所做出的努力，并简要介绍了Taylor & Francis/Routledge的发展历程、现状与使命。她说，Taylor & Francis出版公司成立于1798年，是全球最早成立的商业出版机构，并先后继承了Psychology出版社、CRC出版社和Routledge出版社等的优良传统，使Taylor & Francis/Routledge出版社逐渐成长为一家国际领先的出版社，每年出版2300本期刊和超过4000本新书。她强调， Taylor & Francis/Routledge出版社重视在商业目标和高质量学术研究之间保持平衡，但把科学研究视作出版社的核心使命。Dixon女士表示，近年来, Taylor & Francis/Routledge出版社日益关注亚太地区，并把亚太地区编辑部从新加坡迁移到了香港。她认为，中国的治理问题是全球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访英时与卡梅伦首相的讨论表明，当前国家间不仅要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也需要建立相互间更为广泛、实质的文化交流和分享。在这样的背景下，她非常高兴能够与浙江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出版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这本新刊，期望能够和中国学者一同努力，向英文世界读者更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治理实践。
新刊发布会后，“中国治理：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正式开始。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三十名专家学者围绕“概念、理论及宏观视角：在中国背景下探讨‘治理’”、“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对地方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分析”，以及“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创新研究”等专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第一专场：概念、理论及宏观视角：在中国背景下探讨“治理”
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主持了第一专场“概念、理论及宏观视角：在中国背景下探讨‘治理’”。浙江大学王诗宗教授报告了他和郁建兴教授的合作论文，回顾了中国治理研究的历史、进展与未来议程。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分析了“国家治理”的内涵。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则分享了他关于建构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中央编译局杨雪冬教授和与会学者分享了他在空间视野下分析中国治理变革的新看法。
王诗宗教授首先梳理了治理在不同语境中的概念。他指出，原本可作为善治、公司治理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等的治理理论由俞可平教授首先引入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被化解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回到中国治理的研究，目前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出现了规范讨论取代案例和数量研究、具体不可治理性研究和治理话语关系脱节的趋势。造成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关系存在着张力，同时，这一张力也体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之中。最后他展望中国未来的治理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研究议程。
黄卫平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他着重从五方面梳理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进行的不同解读。他首先分析了治理和管理等相关传统概念之间的区别，又解释分析了转型社会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随后从复合的权力制度体系入手，进行深化。他接着指出从治理绩效的角度来看，相关的解读更加持乐观的态度。最后一个视角则是基于中共官方文献阐述的解读，但是黄教授认为这一角度的观点通常忽视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因素。
杨光斌教授展开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分析。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权力的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包含了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维度，但即使是同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其运转也会存在差异。其中，国家治理能力是制约现代国家治理绩效的关键。基于亨廷顿、米格代尔和王绍光等人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界定，杨光斌教授建立了一个包含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制定和执行力等在内的范式化分析框架，并基于此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治理能力指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杨雪冬教授提出引入空间变化的视角来讨论中国治理。这些空间界定了治理的边界，塑造了治理的基本内容，它的多样性也增强了治理的复杂性。因此，理解社会的空间组织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过程的运作方式，也有利于国家依据这些过程提高政治行动能力。就中国治理而言，空间包括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和制度空间。权力、资本和社会作为三种主要行为者，可以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网络化的方式改变空间。结合中国的多样性，中国治理空间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
第二专场：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
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主持了第二场讨论会“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中央编译局周红云教授围绕治理的概念、社会治理的研究重点和实现路径等展开了讨论，浙江大学余逊达教授则着重分析了社会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创造问题，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原因，并探讨了可能的解决途径。最后，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基于中国历代王朝的数据分析，检验了威权体制下治理结构与政权稳定的关系。
周红云教授首先梳理了治理的概念，她认为，在研究治理时，学者不应过度按照现实与理论、政道的变革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二分视角看待治理概念。她指出，并不存在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治理研究的进入路径则可以有国家面向和社会面向两种可能。从社会面向的进入路径来看，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中还存在国家-社会边界不明、政府对社会管制过多、城乡治理差异等问题。她最后指出，治理研究应着眼于现在，关心当下、关心事实。
余逊达教授分享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协同治理的三类案例。他指出，在协同治理的案例中，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平台，使得不同利益群体都可在这一平台发声，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在他看来，这一治理方式建立在现代社会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代表了一种未来社会的公共价值，也可运用到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去。
何艳玲教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现状、问题和可能求解路径。她指出，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包含了非组织化、日常生活化、官民冲突化等特性，是政治韧性和社会乱象的结合。她试图从中国转型的路径中总结出中国的治理结构，并在制度和结构的外部性中寻找中国不稳定的根源以及改善不稳定的方法。她发现，中国转型的目标是保持超增长和超稳定，这一目标在政企、政社和央地之间碎片化的放权-让利途径中得以实现，也正是在这一路径中，权力分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出现了失衡。这些负外部性导致了中国式不稳定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不稳定也应该在政企之间、政社之间和央地之间的路径中获得解决。
曹正汉教授试图求解的问题是：同样是威权统治，为什么有一些统治延续了百年之久而另一些却很快消亡了呢？他提出，“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郡县制的治理结构更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政权和国家稳定。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分析了治理结构和王朝寿命的关系，发现偏离郡县制的王朝往往短命，而长寿的王朝均采用郡县制的治理结构。同时，长寿的王朝中还存在结构趋同的情况，它们会采取策略来纠正偏差，以达到郡县制的治理模式。因此，郡县制的确是威权政权维护自身统治、保持其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发现也是对当代中国威权韧性理论的一种有效回应。
第三专场：对地方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分析
清华大学齐晔教授主持了第三场讨论会“对地方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分析”。台湾大学徐斯勤教授基于浙江温岭和义乌的案例比较，讨论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地方治理改革的多元路径，挪威奥斯陆大学李安娜（Anna L.Ahlers）报告了她与王海（Thomas Heberer）、舒耕德（Gunter Schubert）等的合作研究成果，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分享了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政策扩散模式的理论分析模型，上海交通大学吴建南教授比较了中国不同省份的环境治理经验，分析了绩效评估和公共参与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最后，深圳大学唐娟教授报告了深圳城市化以后原籍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发现。
徐斯勤教授通过浙江义乌工会和温岭民主恳谈会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试图探索中国可持续地方治理改革的多元路径。他认为，温岭民主恳谈会是一项体制外的改革，与义乌工会这一体制内的改革相比，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随后，徐教授从改革的触发机制、其在党国体制下面临的风险、所需的政治支持以及可持续性这四个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两个案例。他指出，两者都是基于解决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改革，且都需要来自当地“一把手”的政治支持。然而作为体制外改革的代表，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制度化将更有利于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李安娜教授首先阐释了治理的概念，随后聚焦地方政府治理，通过梳理总结近八年的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延续与变迁对政策的影响。通过对2000年以来，对地方政府在政策设计、地方协调能力、公众参与等几方面行为的观察，她将中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剖析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为依赖于中央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又以地方自身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及根本的行动为基础。
朱旭峰教授则向大家分享了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政策扩散的相关研究情况。地区间创新扩散的原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政策创新扩散的程度各不相同？他的研究始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在总结了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之后，他从政策创新的“外部性”和政策学习的推动力两个维度出发，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和政策扩散的模式归纳为启迪模式、争先模式、委派模式、追认模式以及混合模式。同时又分别对每个模式的定义及其理论假设做出解释。最后，朱教授又定义了成功的政策创新的三个层次，即成功解决当地实际问题、政策创新可持续以及政策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吴建南教授考察了绩效考核与公众参与如何影响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对2004年—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他发现，自上而下的环保考核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有显著改善。相比之下，公众参与仅对可见度高的污染物控制起到较为明显作用。基于研究发现，吴教授又提出了我国环境治理可选择的路径，即自上而下的环保考核与政府外部公众参与的结合。
唐娟教授以深圳原居民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构建一个生活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考察分析深圳市原居民群体在城市化后的社会生活质量。唐教授细致地分享了她的研究的每个部分，包括调查样本的分布、生活质量理论框架四个维度的具体内容，以及调查分析的结果呈现。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原居民经济生活水平具有跨越式提升，但原居民群体内部呈现分异化态势，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社区区位、与集体经济的关联、与以前的职业身份的关联等多方面。而原居民群体内部自主治理能力相对较高，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社会地位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土地的丢失而降低。
第四专场：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厦门大学张光教授主持了第四场讨论会“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分析了当前民主和选举治理的几个问题，同济大学胡洁人教授分析了当前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讨了诉讼与非诉讼两难困境的可能解决路径。香港科技大学蔡永顺教授报告了中国官员处罚中的科层制特征。南开大学马得勇教授基于铁道部体制的演化，分析了观念、权力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基于实地调研的发现，景跃进教授认为，十八大后地方政府创新的外部环境、内部动力以及策略选择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这将构成下一阶段创新研究的一个关键点。随后，他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即民主和选举关系的重构、协商民主在中国治理中的作用和限度，以及治理吸纳政治的可能性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当前应考虑修正民主的概念和治理的概念，将民主和治理结合起来。他同时肯定了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也提出了协商民主的限度。景跃进教授指出，我们现在讨论治理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概念，其背后可能包含着很大的问题，值得思考和关注。
胡洁人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打破诉讼与非诉讼的两难困境——探寻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首先，她简要回顾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基层纠纷，并从经济增长和贫富差距的角度解释了集体纠纷高频发生的原因，归纳了社会纠纷的类型、特征、过程、方式。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她认为，目前解决纠纷的机制主要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但是它们都存在一定的限度。在详细总结比对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的优缺点后，她提出了新的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即法律、行政与社会机制三者的结合。
蔡永顺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国官员处罚中的科层制特征”。他认为，当代中国在处罚官员上面临着两种困境：一方面，无原则的容忍会损害制度的合法性和国家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国家依赖这些官员而非选民进行统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个两难困境，以及如何处理实施选择性或有差别的处罚。蔡教授结合地方官员处罚的现实数据，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地方官员面临处罚的现实情况。
马得勇教授的发言主题是“观念、权力与制度变迁——铁道部体制的社会演化论分析”。首先，马教授对研究的基础理论——社会演化论进行了简要地介绍，同时，也明确界定了这一理论话语下的基础性概念和命题。之后，他详细介绍了铁道部体制演变的历程与方式，并分析了该体制的演化逻辑。最后，他提出，铁道部体制的变迁历程反映了社会演化论的环境-结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开放的环境将持续给中国相关制度施加变革的压力，执政者只有不断变革才可以缓解这种压力。而结构与行为者在不同历史时刻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不同。在结构和行为者的关系中，关键历史时刻行为者的能动性大于结构对行为者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