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准备和复杂的程序、环节，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今天终于举行创刊发布会了。在此，我首先要特别感谢Routledge出版社给予我们的信任、机会和帮助，感谢Routledge亚太地区总裁Lyndsey Dixon女士和中国期刊部主任Wendy Ding女士出席我们的发布会；感谢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全体嘉宾，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办好这本新期刊的根本保证，俞可平、何增科、徐勇、李强等教授今天因故不能与会，他们都热烈祝贺JCG的创刊，并发来了论文，表示真诚的支持，我们的嘉宾中，既有长者，也有年轻学者，称得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们邀请到Kenneth Lieberthal, Anthony Saich, Christine Wong, Joseph Fewsmith, Francis Fukuyam, Thomas Heberer, Yun-han Chu, 郑永年等著名学者担任JCG的编委。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团队，执行主编郭苏建教授，编辑部林曦和高翔两位主任，谭荣、李静松、方恺、刘晓婷等各位编辑的辛勤劳作！
创办一本以中国治理为题的期刊，源自于对当代中国和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在今天，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已然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这两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国访问，她说，要给予中国更为恰当的国际地位。当然，不喜欢的人会指出，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这都是事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的成就与经验，也产生了诸多因发展失衡而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教训，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对象和领域生动而多彩，重要而紧迫。20世纪50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这种政策大多不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直接结果，而是简单的模仿和追随，造成当时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生产状况不匹配，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现在，社会科学知识引领制度创新的作用愈加明显。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发展社会科学具有巨大的发展需求和发展空间。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如何呢？将近十年前的2006年，两位中国学者（甘阳、邓正来）反思写道：“二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一直是以‘中国’为名义而实质上不讨论‘中国’的问题，是在讨论那些源出于西方地方性的被认为应当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题”。对这番话，我有赞同也有不赞同。赞同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不足确实难辞其咎。不赞同的是，我们不能把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说成是地方性知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准确理解中国是改变中国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了解真实中国，解释真实中国，才可能改变真实中国。而如果说求真务实讨论的是面对现实问题时的审慎态度，那么自信开放关注的是在中西方理论对话时的心态调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总体上还落后于西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学者曾在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就。受到传教士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中国学者在1927-1935年间每年进行了大约1000次的社会调查。尽管有一些外国人参与了许多中国早年的社会调查研究，1949年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依然由中国学者做出，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也出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浪潮。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科学家比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拥有更多的实地调研机会和更丰富详尽的信息材料，却常常囿于方法和心态上的障碍，较少进行理论创新。方法上的障碍可通过学习新知和交流讨论来超越，而心态上的障碍只能通过观念转变予以克服。只有摒弃本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或“学徒状态”，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思维框架，基于中国经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建设有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由此，中国社会科学家应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值得昂扬斗志、倾情投入的大时代。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写道，这项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国民所做的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科学家满怀热情地在这片广袤土地上耕耘出来的研究成果必将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再来说说治理。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使用“治理危机”一词以后，中国学者几乎是同步跟进，形成了大量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比于经济领域而言，显得严重不足，相应的，治理理论几乎成为了中国政治与政府研究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在学术界和民间的反复倡导下，2013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诸如创新社会治理等重要命题。历史经验证明，执政党每次接受、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比如市场经济、人权、法治，都会带来这一领域的重大发展。可以想见，“治理”概念被执政党接纳、倡导，肯定会带来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我们甚至可以预测，治理理论始于西方，可能将成于中国。中国是一头大象，每个人都可能只是摸到其中的一个部位；中国治理也是一头大象。关于治理的概念，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中国治理的制度性基础，结构性要素，中国治理的质量和绩效，中国治理会否吸纳政治，延缓甚至迟滞中国政治发展等等，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JCG的未来，取决于包括在座各位的全球中国治理研究学者的努力，就像亚投行（AIIB）一样，我们都是这本新期刊的“创始国”。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带来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