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5年11月27日12:00-14:00
演讲人：王二平教授
点评人：余潇枫教授
主持人：陈丽君教授
参与人：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院、系所相关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
2015年11月27日下午，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在蒙民伟楼246会议室成功举办系所11月份的seminar。王二平教授以“社会不满告诉我们什么：社会不满的警示意义”为主题做报告，学院、系所相关专业老师、博士、硕士研究生等三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王二平教授首先对社会不满做出阐释：社会不满（discontent）最初为新闻报道用语，后逐渐由学者用作对社会形势的判断。社会不满可以被看做一个地区的民众社会认知和情绪的涌现。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不满的典型表现。从心理学视角看，社会不满总表现为某种社会比较逻辑：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比较或者与某种价值判断（如天理、教义、法律等）的比较。社会比较理论中，相对剥夺和不公正感是重要的理论。相对剥夺是指在社会比较过程中，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如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感受；不公正感则认为社会分配所依据的规则不公正，或者权威不按公正规则处理公共问题的感受。但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相对剥夺和不公正感都不必然导致对抗性冲突。王二平教授认为，由于政府工作很难让所有社会群体都同样满意，社会现实总会与社会群体的某些期望不符，因此社会不满应是社会常态。
为什么会有社会不满？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因个人原因不满的反社会行为，不具有发展为群体冲突的号召力，而我国的社会不满，只有从各级党政部门的行为中寻求解释：包括政府管理失误与利益诉求渠道失能。管理失误是管理者知识基人误（即长时记忆中储存的知识调用不出或调用错误）的产物，转变为管理制度、政策、规则、程序的缺陷，管理失误往往是一种“潜在失效”（latent failures），只有在不希望的结果出现后才可能检出，属于无意之失。管理失误的出现，一方面由于官员的认知能限，公共问题往往是牵扯众多因素的复杂问题，政府官员无法把握所有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对同一个公共问题的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期望难以得到同样的满足。管理失误还反应了政府官员的认知偏差，比如“政府做的就是对的”。大多数公共管理问题属于非结构化问题，根据有限理性理论，只有根据不同价值判断的各种可接受解，但是很多官员将自己的解决方案当做满意解强加于民众。
利益诉求渠道失能使群体性冲突成为替代的利益诉求或宣泄通道，相比于管理失误的“无心之失”，利益诉求渠道失能则是各级党政部门“有意之过”。
我国的社会不满反映出恶化了的官民关系，这种官民关系背后潜藏着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封建传统观念“官贵民贱”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冲突，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实质为民众和官员对自己与对方的角色认知和期望的差异。这种意识形态冲突，也反映在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政府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公民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社会不满暴露了正统政治宣传的严重偏差：当下政治宣传按意识形态划线，非黑即白，排斥和压制一切与经典或对经典的理解不一致的见解和做法，标榜制度优越，把明显的制度缺陷当作“特色”，正面报道无视社会不满，粉饰太平。
社会不满揭示出现行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主要因袭前苏联，导致苏联和苏共灭亡的制度缺陷，我们也都有。社会制度也是非结构化问题，不同的制度只是各种可接受解。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福山（Fukuyama, 2011）的良治社会三要素——强政府，法治，民主问责，评价的是社会治理手段，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既非基本，也不完整根据心理学的终极效标（ultimate criterion）思想，任何社会的治理，都有维持和发展两大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相似，仅在实现手段或程序上相异。我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很多，至少有两个明显且危险的缺陷：一是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二是纠错机制失能。过去三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进步很大，但是实际运作与法定程序并不一致，真正的权利控制在法定程序以外。只考虑监督未考虑制约。纠错机制失能，各种利益诉求渠道都是制度设计的纠错机制，而各级政府部门故意使之失能。要求制度完美无缺是幻想，只要有可靠的制度设计的纠错机制，就可以保证社会健康地发展。对我国而言，最大的风险在于纠错机制失能：对公共问题不敏感和对解决问题的成效了解不及时，不准确。
最后，王二平教授讨论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心理学研究的传统以个体为主，以小群体为主，而社会学渊源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则更大，但缺乏剖析社会问题的广阔眼界和理论范畴，面对社会实际问题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当前我国很多实际问题，国外没有现成研究经验，主流的研究方法也难以胜任。重大的社会需求也是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极好机遇。
与会人员对王二平教授的“社会不满告诉我们什么：公共管理领域的心理学研究”的主题报告提出以下问题及点评意见：针对周云亨博士如何在现行的制度下使疏导机制能够比较好的运转起来的提问，王教授认为这一矛盾主要在政府方面，下级政府要改变只对上负责的现状，上级政府要改变给下级政府过度的考核要求。官员思维本身也需要转变。
陈丽君教授问，研究表明专家与没有任何知识背景的人决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只是专家更加自信，那么是不是说智库无意义？王二平教授提出Tetlock(2005)的追踪性研究：对享誉政治领域的287位专家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在专业领域，专家的预测准确率低于随机水平，专家对专业领域问题的预测并不比仅靠常识领域表现更好，知名专家比普通同行更为自信。这说明对于不确定性因素过多的复杂问题，专家能提供的可接受解，对社会问题不要追求确切的唯一解，多数人的可接受解，少数不满意的可从其他方面补偿。当然专家的态度应该更加谦虚。
余潇枫教授点评：
首先，王二平教授的题目非常平和，没有用社会冲突、社会紧张或群体复仇这些词，但题目的含义非常深刻，从心理学的学科视野的学理层面解释了当今种种的非结构化的社会不满，也包含有情理和法理的辅助分析。
第二，王教授提出的社会不满的警示意义很有启发性。王教授从社会不满的深层挖掘，提出社会不满的警示意义：比如潜藏着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暴露了正统政治宣传的严重偏差；揭示出现行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显示出主流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局限。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不满是一个隐含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的综合问题。
第三，以往我们给政府做建议决策多从硬性机制设计上考虑政府应该怎么样做，王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即需从软性机制的社会心理意义上，考虑预警机制、评估机制的重要性，需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非结构化的社会心理问题。社会心理不仅是一般的群体社会平衡问题，还牵涉到社会有效治理问题，如不关注心理学问题则会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衡”、“失效”与“失能”，甚至会导致更重大复杂的社会性危机。当前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要加入心理学分析的视角，尤其是要重视无意识分析，包括个体无意识、群体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的分析。另外王教授从社会心理的细节切入进而拓展到体制缺失的宏观分析与体系再建构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记录人：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