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学院共同主办的“20国新愿景：全球治理前沿问题国际论坛”（Vision 20：International Summit on Global Governance’s New Frontiers，简称V20国际论坛）在浙江大学隆重举行。五十余名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顶尖学者、智库人员和前政要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开展了研讨。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简称G20峰会）第11次会议将在中国杭州举行。自1999年成立二十国集团以来，G20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2015年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2016年G20峰会发表致辞表示，G20应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基于这一基调，本次V20国际论坛以“改善全球治理，应对系统风险：2016年G20如何发挥积极主动作用”为主题，邀请全球顶尖学者、前政要参会，研讨全球金融改革、区域经济、货币体系等六大主题，致力于为杭州G20峰会提供有创见的可行性建议，并创建一个新型的可持续学术网络，以期在未来产生具备创新与变革异议的新评价指标与引领性观点。
1、开幕式
3月31日上午，V20国际论坛正式开幕。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加拿大驻中国副外交大使杜欣丽（Cindy Termorshuizen）、杭州市副市长陈红英、荣程集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YvesTiberghien），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全球峰会项目及网络研究项目主任安道远(Alan Alexandroff)等发表开幕式致辞，前加拿大总理、“G20之父”保罗·马丁（Paul Martin）专门发来视频祝贺论坛开幕。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吴朝晖校长在致辞中表示，V20国际论坛是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年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他说，浙江大学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并持续不断地为其提供新声音、新思想。浙江大学也将继续寻求突破，更好满足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需求。我们举办V20国际论坛，旨在为G20杭州峰会打“头阵”，开展高质量的交流、提供有创见的可行建议。
杜欣丽大使回顾了G20峰会的形成历史，以及中加不断强化的外交关系，肯定了峰会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她同时表示，当前G20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进一步推进全球更加强劲而平衡的增长。她表示，加拿大一直重视经济全球化，特别关注投资、性别平等等议题，将致力于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包容性增长，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G20之父”保罗•马丁主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2016年的G20峰会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峰会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主办国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因为当前G20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指出，各国需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彼此依存的全球网络之中，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紧密相关。世界各国如何超越国家利益，寻求建立多边机制、重新确立G20主题，使全球治理惠及所有人，是当前G20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G20峰会的意义所在。他建议，G20应更好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其所探讨的议题也不应限于金融、经济领域，也应关注气候变化、全球性人口流动等问题，真正解决全球化时代超越国家边境的治理难题。他希望通过此次V20国际论坛，推动各国走向未来更富有创造性的全球治理环境。
陈红英市长在致辞中说到，杭州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不仅是杭州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她表示，2016年G20峰会将在杭州举行，浙江大学联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在G20峰会举办之地共同主办围绕改善全球治理、应对系统风险为主题的V20国际论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她期待本次论坛能够为G20峰会带来丰硕的学术成果。
张荣华主席在致辞中分享了荣程集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利用互联网金融实现变革与创新的历程。她表示，社会在创新中前进，企业在创新中发展，创新是我们应对新问题的最好武器。她期待世界各国能够扩大区域合作，形成全球合力，共同应对挑战，增强世界发展的新动力。
肖逸夫教授在致辞中明确提出了对V20国际论坛的期待。他说，期望论坛能够带来自由的思考、高层的思考和创新型的思考，期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解决一些G20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平衡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投资，探索新的机制与新的网络以促成对话，使全球治理超越政治方面的限制，努力构成一个新的共同蓝图。
安道远教授在致辞中指出，G20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机构之一，发挥了很好的协调、监督和召集作用，能够促进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前进。他期待中国能够更好参与其中，担任好东道主角色。他同时也表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民族国家，而是包含了G20等新的全球治理机构，以及一些新的非政府组织等次国家主体。如何整合这些新兴力量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难题，也是当前G20亟需应对的重要难题。
2、主旨演讲
开幕式后，宋永华副校长主持了V20国际论坛的主旨演讲。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非驻会研究员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美利坚大学教授迈尔斯·卡勒（MilesKahler）等发表了主旨演讲。
帕斯卡尔·拉米提出了对V20国际论坛的一些建议。他说，G20峰会于其他国际论坛相似，旨在促进各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使他们在交流中解决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当前，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完善多边外交的运作方式是G20峰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同时表示，应理性看待G20峰会的作用及其限度。G20峰会更加关注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它涉及了气候变化等一些非常重要而复杂的议题，但是，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G20峰会有很好的领导力，但没有相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机制，因而其作用也有限度。他建议中国应更加重视发挥G20峰会的领导力作用，聚焦可解决的核心议题，并关注长远而重要的问题。他期待，中国能够发挥中庸之道，恰当选择国际治理中的参与主体并持续推进对话，促进G20不断向前发展。
林毅夫教授指出，以往经济危机大多局限在某些国家，但当前时期，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才有可能全面复兴经济。在全球经济不稳定、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构得以发挥作用，通过增加投资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林毅夫教授也提出了他的“二十国愿景”：第一，加强亚投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建设，促成和加强全球更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第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鼓励更多的投资。第三，需要建立更多的知识机构，产生新的想法和创意，总结发达国家和其他成功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梦想。
科林·布拉德福德指出了G20当前面临的五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第一，G20要更多地反映全球各国人民的观点，特别是贫穷人士和中等收入人员的想法。第二，G20应更关注根本性的问题，找出并解决制度、机制上脆弱性的方案。第三，G20应更关注公众与媒体关心的生计问题，重视以人为本、以地球为本。第四，G20应更多考虑长远可持续发展议题，使各种各样的资源融入到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第五，G20要解决所面临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应更多采取行动，而不是光说空话。
迈尔斯·卡勒教授针对当前全球治理环境中的主要变化，提出了应对之策。他表示，经济全球化、世界贸易有所减缓、跨国数据流动加速，以及跨国境的人员流动加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的四大主要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全球治理不能仅仅依赖一些传统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也不能仅仅依赖各国政府，而是需要包含更加多元的治理机构，如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他建议，G20应该像交响乐团一样，整合更多全球治理中的相关机构，更好发挥协调作用。
在讨论环节，四位嘉宾分别就“20国是否应建立一个投资与贸易的工作组”、“如何解决经济增速放缓与产能过剩的困境”、“G20与平民生活”、“评价G20成功与否的标准”、“G20的长期走向和短期走向”等问题与与会听众展开了探讨。
3、分组研讨会
主旨演讲后，V20国际论坛举行了六场平行研讨会，分别围绕“发现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结构性因素”、“区域和全球贸易体系：未来方向”、“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以及人民币的地位与角色”、“全球金融改革：下一阶段的目标”、“生态治理—能源与气候”等专题展开讨论。
第一场研讨会：发现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结构性因素
浙江大学郭苏建教授主持了第一场研讨会。该场研讨会探讨了可能导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表现平平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和波动性等问题，并讨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的可行性。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前中国G20特使何亚非先生，清华大学薛澜教授，日本法政大学铃木佑司教授，溢思得瑞国际创新创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一桉先生，以及吉林大学罗杰尼希·维尔马(Rajneesh Verma)教授等做了发言。
林毅夫教授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发展到今天，许多国家都普遍面临着创新动力不足的新情况。他指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各个国家需要转变思路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其中，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政策、发掘本国优势，激发经济发展潜能。何亚非先生基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视角指出，目前有三：一是几乎没有国家找到最佳的经济增长模式；二是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难以在宏观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实现协调一致。三是缺乏一个国际监管或者国际货币机制。何亚非先生还指出，如何在G20峰会上更好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分享和介绍中国经验和经济增长创意，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随后，薛澜教授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技创新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带来新兴产业。他同时指出，科技创新也有风险，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好的全球创新框架。铃木佑司教授从人口结构和变化的趋势描述了亚洲经济增长，指出老龄化社会和年轻劳动力短缺将威胁全球经济增长。他建议，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支撑知识经济的发展，平衡社会性别，加强教育体系建设，以及促进社会网络互动和各国政府和知识分子间的合作。孙一桉先生表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突破式的创新在其中又尤为重要。孙一桉先生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指出目前的创新还面临很多机制和结构性的障碍。最后，维尔马教授指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重要，但国家层面的互动和合作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全球治理讨论应重视多边合作，而不应限于经济学家或是一些国家元首间的沟通。
在讨论环节，林毅夫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投资和效率提升对经济体增长的驱动效应，并深入阐释了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何亚非先生围绕宏观政策、各经济体间协同体制的建设等问题与嘉宾们交换了意见。薛澜教授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创新衡量标准、全球治理如何降低创新潜在危害等问题。铃木佑司教授与孙一桉先生等讨论了移民和人口流动等社会问题。最后，维尔马教授与嘉宾交流了加强区域和全球合作的可能路径。
第二场研讨会：区域和全球贸易体系——未来方向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胡元豹教授主持了第二场讨论会。该场讨论会探讨了如何加强和巩固全球贸易体系、如何在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之间建立联系桥梁，以及二十国集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集体互信及合作，建立新的全球贸易体系规范等问题。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先生，前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非驻会研究员迈克·卡拉汉（Mikes Callaghan）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河合正弘教授，前G20峰会印尼特使马亨德拉·希莱加（Mahendra Siregar）先生，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等做了发言。北京大学王勇教授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李晓隽教授作为观察员做了评论发言。
拉米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世界贸易正在发生改变，我们需要更多保护消费者而不是生产商，这对贸易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他还强调，领导力是G20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需要在G20框架内开展一系列长远问题的讨论。卡拉汉教授强调，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依旧十分盛行，G20在推动如何建立多边贸易协定上应该有更高的关注度。河合正弘教授指出，区域贸易一体化并不会与贸易全球化相违背，反而有利于贸易全球化的推进。他也对区域性贸易协定如何上升为全球性贸易协定给出了建议，包括在政治上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在APEC成员间建立比较宽松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参与加盟TPP的引导方式，以及主张一种多阶段或多轨道的方式等。希莱加先生指出，当前的贸易增长速度甚至慢于经济增长速度，且其中贸易数量尽管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贸易价值却受到了冲击。他进一步指出，G20不仅应当关注自身的议程，还应当关注、支持其他组织的议程。他也期待，在本次中国主办的G20峰会上能够推动区域性贸易协定进展。任晓教授认为，危机总是促成新机构的成立。近年来东盟+3、东亚峰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正在成为新的平台，甚至成为更加正式的国际组织，并在解决区域投资、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针对河合正弘教授提出的可能选项，任晓教授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在试图推动更加开放的经济和实行深度改革，TPP也应该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时殷弘教授更关注中国未来的贸易模式。他认为，美国设立TPP的目标主要是升级、改变现有的贸易模式，为未来世界贸易设立一种新的标准。因此，它处理的不仅是关税问题，关注的内容也超越了新兴市场范畴，同时也涵盖了原先存在透明性等问题的领域，如网络空间的安全等议题。因此，TPP正在给中国造成日益严峻的挑战，但中国若不迎头赶上，未来就可能与新的贸易规则体系产生巨大的鸿沟，甚至丧失全球贸易中的优势。当前，中国的海外能源、矿物资源、外汇储备等供给已经没有问题，真正缺乏的是技术、知识、经验和人才。他最后建议，中国需要跨过太平洋、放眼全球，并逐步推进经济一体化，形成一个更加宽泛、融合的一体化经济。
在评论和讨论环节，王勇教授指出，G20峰会不仅限于贸易和其他一些具体事务，而应是一个场合，促成战略性的理解，并促使各国达成关于全球经济转型的理解。李晓隽教授认为，当前全球贸易前景依旧比较昏暗，G20必须阻止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同时推进全球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机制的发展。随后，在场嘉宾就G20重申贸易多边主义的必要性深入交换了意见，两位来自中国的教授分享了中国关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和意义，也谈到了中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上的一些看法。嘉宾们还就贸易偏爱、TPP、贸易调整以及国际贸易应有的机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场研讨会：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非驻会研究员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先生主持了第三场研讨会。该场研讨会以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为论题，从气候变化为切入口，探讨了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联，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采取一个可复制并且存在升级可能性的平台范式以减少投资成本的建议。前新兴国家的24国集团秘书长、前世界银行国际政策与合作部主任与资深顾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阿玛尔·巴塔查里亚（Amar Bhattacharya）先生，中国财政部亚太中心执行主任周强武先生，前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伯特兰·巴德尔（Bertrand Badre）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海冰女士，科林·布拉德福德先生，韩国发展研究所国际发展中心政策研究主任林源赫（Lim Won Hyuk）先生做了发言。印度尼西亚大学林优娜（Jona Widhagdo Putri）女士做了评论发言。
阿玛尔·巴塔查里亚先生在发言中指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在建设基础设施时开展有效的碳预防，以更好的技术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他认为，利率较高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的融资面临挑战，目前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主要来源。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主要面临了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他建议，应启动建立一个PPP平台以减少融资成本等。周强武先生提出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扩展融资渠道的三根支柱，包括鼓励开放银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取消全球市场准入的实质性障碍、建立更加多元的投资渠道等。他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满足短期需求，也能满足长期经济发展。而且，亚洲发展银行等还有很大潜力增加其投资组合，并能够在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间开展投资。伯特兰·巴德尔先生进一步说明了当前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困难，包括投资规模需求庞大，金融危机后投资者较不愿意投资高风险、周期长的项目等。他建议，未来不应过多依赖商业银行，可以更多关注机构投资者，并积极发挥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等。他特别强调，多边开发银行不仅应该提供资金，更应与各方开展合作，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张海冰女士指出，2030议程和G20议程都非常关注基础设施，但其中的问题不仅涉及到资金短缺、风险分享等，还涉及到社会问题。基于在老挝的研究，她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未必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而是可能会对当地社区居民、环境保护问题等产生负面影响。她认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包含了三个要素：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她指出，G20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制定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指南、建立发展委员会，并制定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等。最后，林源赫先生建议，为了让全球性的发展议程真正发挥作用，需要达成一个综合性计划。在他看来，PPP是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融资困境的很好办法，并使各个国家的投资银行、开发银行和多变开发银行在项目开始的早起阶段发挥更大作用，从而鼓励机构投资者一同加入。
在评论和讨论环节，林优娜女士从人口学的角度提出超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为论题开辟了社会化的视角。她强调，可持续发展中的卫生，健康等软实力，将创新作为超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拓展了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场研讨会：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以及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安德鲁·库珀教授主持了第四场讨论会。该场讨论会探讨了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以及人民币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问题，并且讨论了成立一个G20范围内国际组织的建议。美国加州大学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教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王红缨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庞中英教授，清华大学张严冰副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兼高级研究员徐洪才先生等做了发言。
本杰明·科恩教授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毋庸置疑，关键是人民币会成为哪一种国际货币。在他看来，资本控制、汇率、依法治国等都会影响人民币作为国际性货币的实际角色。他进一步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而当前的发展目标是降低美元的主导地位，逐渐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但这样一个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欲，仍然是一个需要充分讨论的话题。王红缨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一是可以通过SDR（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来替代一部分美元计价的债券，二是可以借力人民币的崛起来降低美元的中心地位。庞中英教授指出，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了现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包括国际货币秩序，但却尚未完成进入国际秩序的流程。他同时澄清，中国的目标并非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共同去寻找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中国会更好处理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建立一些新的治理机构。张严冰副教授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强调以综合国力为依托，维护人民币及世界金融的安全。最后，徐洪才先生认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放缓，切全球宏观经济合作机制尚未能够满足国际金融稳定性、世界经济健全发展的情况，G20应该建立峰会比输出，并开始实施5+1宏观经济政策机制，完善相关的协议文件，成立一个核心集团，帮助我们更好了解国际形势。
在讨论环节，发言嘉宾就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定位，面临的困难，以及进入SDR的愿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针对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具体细节问题，嘉宾们也提出了包括总部选址，债务，结构的正式化以及人民币的保护等问题。
第五场研讨会：全球金融改革——下一阶段的目标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先生主持了第五场研讨会。该场讨论会主要探讨了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包括金融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的具体措施、债务政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含义以及避免与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唐纳德·布莱恩（Donald Brean），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研究员穆罕默德·舒何·汗（Mohammad Shuheb Khan）先生，前加拿大飞利浦海格诺斯投资管理公司高级合伙人布兰特·苏通（Brent Sutton）先生等做了发言。
迈尔斯·卡勒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金融危机的预防、管理，系统的合法性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展开。他指出，在危机预防方面，监管是关键也是难点，需要加强和突破，保持政策、法规透明也十分重要。在危机管理方面，如何实现IMF与地区的金融体系互补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最后，他提醒各国要提高对信用额度的重视。唐纳德·布莱恩教授指出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注重风险管理，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市场还未有相当的成熟度来应对汇率波动对生产效率产生的影响，因此强烈建议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要放慢脚步，减小风险。穆罕默德·舒何·汗先生指出，生产效率和汇率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现有的全球安全网存在着一些缺陷，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网这一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布兰特·苏通先生表示，G20一直在努力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需要更加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随后，他对金融国际法规的内涵，2009年之后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计划做了介绍，并对如何有效控制或预测风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讨论环节，嘉宾们主要围绕FSB（金融稳定委员会）、未来IMF治理及其机构改革、国际金融的安全网络等展开了讨论，并特别交流了关于中国在G20峰会中可以采取措施的意见。罗伯特·卡恩先生认为，中国有非常大的动力制定和完善相关体系和规则。布兰特·苏通先生指出，中国应该进一步提升沟通透明性。迈尔斯·卡勒教授认为，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需要加强国际沟通和国内沟通。唐纳德·布莱恩教授则强调，中国正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波动，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资本账户的开放。
第六场研讨会：生态治理、能源与气侯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先生主持了第六场研讨会。该场研讨会探讨了G20如何能够使各国更多的就巴黎气侯峰会上作出的一些承诺开展相应的工作。全球变化科学与政策联合项目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柯蔚蓝（Valerie Karplus），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减少毁林和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协调办公室（UNORCID）主任萨特亚·特里巴斯（Satya Tripathi）先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助理研究员叶玉等做了发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全球峰会项目及网络研究项目主任安道远，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讲师谢蕾做了相应评论。
柯蔚蓝教授就G20峰会在气侯变化方面可以作出的贡献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识别并推广国内的清洁能源政策，包括二氧化碳的定价，培养知识分享，以及提高工作水平。二是发展低碳金融，增加国际气侯金融。三是将能源与气侯和经济社会改革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让所有人受益的气侯变化应对措施。萨特亚·特里巴斯先生强调了目前各国减排形势的严峻性，并分享了印尼的治理经验，介绍了印尼在开展生态治理和资金引入方面所做的努力。黄英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绿色融资和金融产品创新展开，回答了如何为发展提供绿色融资与何为绿色证券两个问题，介绍了中国经验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加大对绿色金融的关注、G20金融研究小组应发挥领导作用，相关方应加强合作等。叶玉女士基于G20议程，就G20是如何触及相关议题，中国可以给G20的议题贡献一些什么，可以从G20期望什么谈了自己的见解等方面进行了发言。
在评论环节，郭苏建教授就如何监测与评估实施进度寻求建议。柯蔚蓝教授认为，气侯问题需要联合国和其他的论坛互相进行合作，并指出G20峰会应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之后，郭苏建教授结合中国的现状，就中国如何才能实施发言者所提出的美好倡议，做到言行一致提出疑问。叶玉女士认为首先要让能源消耗增长减少，从而逐步转型到清洁能源。她指出，G20能源会长会议将讨论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表明这一问题已从经济层面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安道远先生在评论中对中国未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这一点寻求回应。叶玉女士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努力为其他G20成员国做表率。谢蕾女士也强调，中国正在逐渐进步，未来应当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并让中产阶级参与进来。
4、总结研讨会：我们学到了什么？下一步该如何做？
六场讨论会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肖逸夫教授主持了总结研讨会。浙江大学郭苏建教授，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非驻会研究员迈克·卡拉汉先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科林·布拉德福德教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安德鲁·库珀教授，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先生分别总结了各场讨论会的主要内容。
郭苏建教授指出，围绕“发现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并促进创新”这一主题，第一场讨论会的大部分专家都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重视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可持续增长、提高生产力。专家们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指出研发新技术、发展新产业，以及提升产业结构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讨论中，专家们还指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作用。此外，专家们在讨论中还指出，现有的创新治理有所不足，许多国际监管机制也较为缺失，并倡导建立足够的创新机制来防范创新危害。最后，专家还强调，当前需要关注人口学的变化，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开拓新的视野。
卡拉汉先生总结了第二场讨论会“区域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方向”的主要内容。他表示，专家们都注意到了当前全球贸易减缓的困境，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趋势，并建议G20可以通过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货物自由等增进贸易。他总结道，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应更好发挥自身推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应对全球贸易中面临的挑战。
布拉德福德先生是第三场研讨会“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持人。他在总结中指出，专家们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也表明当前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着很大的资金缺口。为此，专家们建议新老开发银行应当承担更大责任，引领其他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出资。他概括了专家们的具体建议，包括确立标准范式、简化过程来降低融资成本，并更加重视拓展视野，从社会视角、环境视角等分析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性。布拉德福德先生提议，应加强G20峰会与联合国的联系，共同应对挑战。
库珀先生总结了第四场研讨会。围绕“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以及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的议题，嘉宾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在讨论中，嘉宾们非常注意细节，给出了G5等富有新意的建议，同时也强调了G20作为地缘政治层面的战略性意义等。
卡恩先生总结了第五场讨论会“全球金融改革——下一阶段的目标”的四个要点。一是危机预防。专家们认为，现有监管机制并不是非常有效，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监管体制题。二是资源不足。专家指出加强流动性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区域之间需要在信用额度方面加强合作。三是资金控制，专家们强调要循序渐进。四是沟通的透明性，政府要能够非常清晰地与公众沟通。专家们强调，我们在聚光灯下做的非常好，但是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就做的不够。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非常透明、公开且足够灵活的沟通机制。
最后，帕特里克先生基于第六场研讨会总结了关于“生态治理能源与气侯”的十条建议。一是确认清洁机制的分享方式和政策；二是加强或者建设一个论坛进行相应监督工作；三是推行绿色金融；四是G20需要连接气侯变化治理，以及全球能源治理等；五是推行气侯融资；六是推行G20化石能源补贴；七是尝试推行一种形式上的碳俱乐部；八是尝试G20与C40进行合作；九是创造一个清洁能源合作机制，直接建设在G20的框架之下；十是处理煤炭的政治经济关系，使煤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6、闭幕式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肖逸夫教授主持了闭幕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
郁建兴教授在闭幕词中指出，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两天时间中深入探讨了当前区域和全球贸易、生态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形成了富有价值的新观念。他希望，这些观念能够塑造全球治理的新议题，并积极影响即将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他同时倡导，应在全球治理中增加地方治理的新视角。郁建兴教授指出，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分享了诸多共同原则，如都寻求善治、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伙伴关系，重视参与、谈判和合作等治理方式，并关注引领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需要在地方场域中得以体现，且全球治理的整个过程都需要地方治理的积极参与，亟需考虑地方利益并平衡其中潜在的利益矛盾。这些都要求我们将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紧密结合。他还表示，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存在一些张力。如全球治理更加强调普世价值，致力于寻求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的统一基础。相比之下，地方治理则更加重视社会复杂性、多元性，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因而并不寻求单一治理模式，而是更加认可存在多种事实，甚至是一种事实的多种解读方式。他认为，这种一体化与碎片化同时并存的现象，恰恰构成了全球治理中的合理悖论。
郁建兴教授对合作机构、参会嘉宾、与会听众、媒体和会务组成员等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他感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美国外交协会、布鲁金斯学会，荣程集团等大学和机构的大力支持，使得V20国际论坛成为可能。郁建兴教授特别感谢了与会嘉宾，他援引黑格尔关于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庙里的神”，而参会嘉宾则是会议的“神”，正是嘉宾们的出色发言、讨论造就了两天精彩纷呈的会议。他期望与会学者在会后能够继续保持联系，与浙江大学建立全球性的研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