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一尊高约8米的孔子塑像赫然矗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都不多见的马克思、恩格斯像，如今又在中央编译局等公共场所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官方的公共场所，这两个代表截然不同文化体系的符号为何会同时存在？这是什么文化现象？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2016年6月17日，著名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了名为《中国文化的转型》的演讲，为广大师生考辨现代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的逻辑。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了演讲会。
讲座伊始，俞可平向师生们展示了一张自己在浙江诸暨老家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在浙江诸暨乡下的一座普通庙宇里，毛泽东的塑像和他一心要砸破的“四旧”代表之一如来佛祖塑像被一同供奉。俞可平指出，这个看起来无比矛盾、非常不和谐的组合，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在矛盾中发展转型的特殊时期，说明我们的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争论、冲突。接下来，俞可平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领域开展的几次大讨论大争论、争论背后隐藏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根源、中国文化转型未来的走向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学者极力倡导文化现代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然而，西方文化中落后的一面也很快显现出其负面影响，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倡导文化复兴，力图通过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因素弘扬出来，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费孝通首先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指出文化自觉正是为了应对现代化。在学界大力倡导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两种看起来相对应的代表性观点逐渐浮现。持文化全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或必将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将发展出全球共识、形成全球价值。而倡导文化本土化的学者认为，文化现代化必须凸显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发展民族文化。
俞可平指出，在当今中国，出现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两种相对应的观点，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现在正处于全面实现现代化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双重时代背景之中，全面实现现代化要求中国社会发展起与现代的政治经济生活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而积极参与全球化则要求中国文化中发展起一套与人类普遍价值相通的文化理念。因此，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变奏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同时，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局面必须改善，国家要富强；另一条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保持民族独立。在这两条主线的支配下，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学习西方与保持自主、西化与反西化、美化与反美化的激烈交锋和反复争论。
最后，俞可平指出，中国文化转型的走向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传统话语体系让位与新的话语体系，二是新的主流文化开始形成，其必然是深深植根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吸收一切可资借鉴的外来文明，并可能充分包容互相对立的观点；三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新形态将包含三种组成因素：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丰富的文明成果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价值体系。
在提问交流环节，师生们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度的问题，如新一代接受更西方式教育的青年成为社会主力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否会趋向没落？目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当代文化主要是学者、知识分子的倡导，最终如何让大众参与、认同？采用产业化手段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可行性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官方如何开放的吸收外来文化，并推介中国文化？文化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谁起主导作用？俞可平对大家的问题一一作答，妙语连珠，充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