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8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浙江省委党校、桐乡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乌镇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当地有关领导共15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
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教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陆发桃、中共嘉兴市委副书记孙贤龙、桐乡市人民政府市长盛永军先后为论坛致辞。中共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向大会做了主题报告，介绍了桐乡市法治德治自治建设的缘起历程、实践做法和经验成果，以及当前“三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浙江省桐乡市于2013年正式启动以“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自治为目标”的“三治合一”社会治理创新项目，旨在进一步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进一步建立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同时探索法治、德治、自治的融合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促进社会管理方式由防范控制向服务与管理并重、有序与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转变，使社会服务更完善、社会关系更协调、社会秩序更规范、社会风尚更文明、社会大局更稳定。三年来，“三治合一”创新项目进展顺利，得到了浙江省委夏宝龙书记、王辉忠副书记的充分肯定，并予以全省推广。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正式进入专家讨论阶段。来自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8名专家学者围绕“治理、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法治、德治与自治研究”以及“桐乡市法治德治自治建设的经验与未来”等主题发表了演讲。
第一场讨论会：治理、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主持了第一场讨论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研究员、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以及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肖滨教授先后发表了演讲。
俞可平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是一次重大创新，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应当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社会治理主体一元与多元的关系，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它不是党政权力部门一个主体，而应当是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治理的格局；二是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政府一方面要担负起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更要担负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三是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治理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还必须包括社会自治。俞可平强调，社会自治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发展的长治久安有战略性和长远的意义。首先，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最直接的形式，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是还政于民的现实途径；其次，社会自治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居民的责任意识和自理能力；最后，社会自治可以塑造公民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团结，可以减轻政府社会管理的负担，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总之，社会自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必经之路，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自治，就难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对于桐乡的“三治”实践，俞可平认为，这是基层社会自治的一种有机的探索，特别是为农村的社会自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杨开峰以几天前发生的“巴尔的摩枪击案”为例，指出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从法治、德治、自治的发展进程看，中国的传统是以德治为主，然后逐渐地要求有法治，最后的目标是要获得更多的自治；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是由自治开始，然后是法治，现在它缺的是德治，因为在他们的治理体系中，德治是非常薄弱的；而德国和英国的情况和美国又不一样，它们是先有法治，然后是自治，最后在德治上可能还需要向中国学习。从法治、德治、自治三者的关系来看，法治是底线，德治是高线，自治在中间，德治必须以法治和自治为基础。最后，杨开峰对桐乡市成立“道德评判团”的做法表达些许隐忧，他认为“道德评判团”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应当尊重茨威格所说的“异端的权利”。
高小平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可以遵循以下五点意见：一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发挥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二是注重治理过程中的资源整合，把现实的所有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三是体现社会肢体与家庭细胞的互动；四是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整合统一；五是在管理和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现代的理念和技术。高小平还对桐乡市法治德治自治建设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三治”不是平铺直叙、面面俱到，而是讲好故事，做成经典。为此，可以组织力量编写《三治经》。此外，在今后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可以开设一个专题论坛，向世界讲述桐乡的故事。
姜晓萍比较了成都和桐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她认为，成都和桐乡的社会治理实践在以群众的管理为核心、以多元组织为主体、以民生服务为基础、以社会质量为关键、以能力提升为保障和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等六个方面具有共同点。但由于成都与桐乡所处的空间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两地的社会治理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一是协同的纬度不同。由于成都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差异非常大，成都的协同更多发生在空间上，而桐乡强调更多的则是治理机制的协同，即“三治”的协同。二是两地的着力点不同。成都强调的是城乡协调发展，短板在农村，因而基层治理最有特色的是在农村新型社区，其治理以“理”为主；而桐乡由于城乡差异较小，核心点和着力点就在于治理的机制，更多的是以“治”为主，强调的是“三治”的系统联动。
肖滨以广东经验为切入点，介绍了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四条主线：一是巩固党权，基层治理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优化治权，虽然国家的治理权力不直接下村，但国家的服务职能要深入下去；三是保障产权，要处理好社会治理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四是基层自治，即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就桐乡“三治”建设的经验而言，主要包含了两个逻辑：一是共产党的逻辑，如强调法治和自治；二是家国的逻辑，如强调自治，这是传统的逻辑。肖滨不同意“以自治为目标”的提法，他认为自治也是手段，良治才是目标。无论是强调法治、德治还是自治，抑或是强调党治，目标都是良治，即通过良治保障公民权益，使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使社会能够有序的发展和前进。
第二场讨论会：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法治、德治与自治研究
高小平担任第二场讨论会的主持人。王长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竣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鲍静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姚礼明教授先后发表了演讲。
王长江肯定了在当前创新风险较高的环境下，桐乡市为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所作出的努力。他指出，观念更新对于推进社会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桐乡经验是一种观念更新基础上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表现在政府对社会空间的让渡以及多要素的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牢牢地把握权力重新配置的关键。王长江指出，法治德治自治建设既是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创新，更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政府身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需要思考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此外，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空间，还需要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存在诸多约束和限制，应当进一步深化思考，拓宽社会创新空间的成长。
苏竣认为，桐乡市的“三治”建设是社会基层治理的一次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集成创新。桐乡经验不仅赋予了传统公共服务理论新元素、丰富和拓展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理论，而且从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出发，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难题。桐乡的创新实践实现了政府服务、公民自治、道德共建的有机互动与资源整合。苏竣也为桐乡进一步推进“三治”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政府要主动转变工作理念，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民众、道德、乡规的作用；其次，要实现政策工具的转变，从过去对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迷恋逐步转向能激发市场活力、激发其他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再次，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要注重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三治”建设的实践中去；最后，应当以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为根本的出发点，构建群众满意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鲍静认为，桐乡市“三治”建设的发展背景既包括全球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的发生，也包括中国特色新型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道路的迅速推进。“三治”建设的核心是如何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改善多主体的自治能力，而德治和法治是进行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德治的时代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信用的重构，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政府的信用问题，防止失范是德治的重要任务。最后，鲍静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继续对桐乡法治德治自治建设进行深入的丰富和探讨，总结理论模式；二是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增设有关桐乡“三治”模式等相关主题的讨论环节，更好地推荐桐乡的实践经验。
周红云认为，桐乡“三治合一”的模式全面回应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在治理主体缺失、治理方式单一、治理效果不佳等问题上面均有所突破。桐乡的“三治”建设完成了政府向社会让渡空间、让渡权力的根本要求，实现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社会治理作为一项长期工程，不仅需要学术界与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厘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避免政府过度退让的倾向，保证其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此外，还应着力培养公民参与和志愿精神，保障和促进公民社会向独立、自主、自治的方向发展。
敬乂嘉指出，法治德治自治建设的宗旨与核心在于“善治”，它包含了参与、回应、责任、有效性、合法性等价值诉求。其中，法治和自治与这些价值具有一定的对应性，而德治的概念具有动态性，因而对它的界定非常重要。敬乂嘉认为，德治是基本起点，法治是最高境界，而自治是德治与法治的连接点。敬乂嘉以上海市为例，阐释了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在推动社会治理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基层政府的购买服务从最初只向有依附关系的组织进行非正式购买发展到如今通过合法正规、依合同招投标的方式向所有社会组织购买，这一转变，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在机制推动社会治理进步的生动反映，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姚礼明发表了题为“在实践中寻求和把握解决价值冲突的平衡点”的演讲。他首先强调了价值冲突的普遍性，要处理好这种矛盾，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寻求价值冲突的平衡点。桐乡“三治合一”的创新实践正是找到了法治、德治、自治的平衡点，并将三者整合为一体。第二，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实践的试金石。第四，要坚持兼收并蓄，社会治理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要积极汲取成功的国际经验，从而提升和完善自己。第五，要汲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智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进“三治”建设更进一步发展。
第三场讨论会：桐乡市法治德治自治建设的经验与未来
杨开峰主持了第三场讨论会。余逊达、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何显明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蓝志勇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税根教授、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李捷理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唐亮教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系郭苏建教授先后发表了演讲。
余逊达梳理了桐乡自治的五个关键要素：自治的主体、载体、内容、关系和手段。他认为，在桐乡的自治建设中，自治的主体是人民，载体是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民间社团，内容是维稳、维权和促进民生，关系涉及到自治体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自治体与大社会组织的关系、自治体与小社会组织的关系、自治体与内部的关系、自治体与外部的关系，手段则包括道德教化、法律强制和多主体自治。对于“三治”建设的未来，余逊达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关注城市社区的自治问题；二是关注自治的发展问题；三是关注包括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其它社会组织在自治中的作用。
何显明总结了浙江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经验。他指出，从区域上看，浙江省的地方创新一般以县域为主，县级政府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进行创新的根源在于“问题倒逼”。进行创新推动的主体是地方精英，这些角色在改革的推进中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了现代治理的要素，从而使得治理结构变革更加具有弹性和开放性。桐乡的“三治合一”试验符合浙江省地方创新的规律，是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案例。最后，何显明指出，法治、德治和自治的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自治是主体，而法治和德治是主体的两翼，通过法治和德治的创新可以激活自治体系。
蓝志勇认为，基层治理问题对于处于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桐乡“三治合一”本质上是一种对基层民主治理的探索，体现了现代基层体系在治理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他认为，“三治合一”不是固定的模型，而是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可以帮助转型期中国改善社会治理的一些方法。换言之，“三治”经验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建立现代法治意识，培养现代公民，打造公民团体，树立现代文化，完善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另外，蓝志勇建议桐乡市政府应当警惕网络在现代治理中的运用。网络的使用虽然降低了政府监督的成本，提升了政府能力，但也可能导致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对网络的使用，应当保护人民的利益。
胡税根用“三强”、“三力”、“三化”和“三自”总结了桐乡经验的特征。“三强”，即党委政府强、市场强、社会强；“三力”，即党委政府有能力、经济发展有动力、社会进步有活力；“三化”，即桐乡的社会治理体系传统化、近代化、现代化；“三自”，即政府要自觉，公民、官员和党员要自律，群众自治要自足。胡税根还为桐乡“三治合一”工作提供了一些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桐乡应着力提升社会治理质量，扩展社会治理资本，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推动社会治理的技术化，发展治理文化，重视社会治理的国际化，发展社会治理的评估。
李捷理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治理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性思考”的演讲。他认为，法治、德治和自治中，最为关键的是自治，它反映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四个变量：政府、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以中国地方为背景，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政府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而社区和社会组织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使得政府和市场时常会侵占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空间。桐乡在进行社会治理和基层自治的探索中，必须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政府、市场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
唐亮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背景出发解读了桐乡“三治”建设经验。强国家弱社会、政府管控一切的管控型模式是中国建国以后建立的模式，这一模式使得人们缺少创造力和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保持强势的同时逐渐放松管制，从而调动了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模式转变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也带来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治理无法满足人民需求等问题。桐乡的“三治合一”实践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唐亮指出，桐乡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考虑到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其它发达国家几十年前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桐乡应当进一步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在后续的发展中避免走弯路。
郭苏建重新界定了“社会治理”的概念。他认为，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其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权利，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升政策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接着，他进一步解释了法治、德治和自治之间的关系：法治用于规范公民和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是基础；德治是自治的价值导向，是规范行为的道德底线；自治则是“三治合一”的归属，是可欲的发展方向。最后，郭苏建指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应以社区自治为主体，桐乡经验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体现了一种地方治理的新理念。
总结与闭幕式
三场研讨会结束后，论坛举行了总结与闭幕式。郁建兴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总结。
郁建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长无疑是最具有显示度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力量的成长同样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最重大变化之一。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至少包括四部分内容：社会民生的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培育以及社会能力建设。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在中国不仅是价值目标，它至少已部分成为了现实，桐乡市的“三治合一”建设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样本。
就桐乡的“三治”建设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地方创新这一问题，郁建兴特别指出，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模式自十八大以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除了俞可平提出的自上而下的“自主探索”和韩博天教授发现的自下而上的“设计实验”这两种创新模式以外，一种可称其为“请示授权”的全新的地方创新模式开始出现。这种创新模式既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它表明了十八大以来的集权化改革从根本上限制了、降低了地方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但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仍存在一定的创新动力，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会倒逼地方政府进行创新。郁建兴转引周红云的评价，肯定了桐乡市“三治合一”的创新实践是“有勇气的”，这一探索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产生突破性的进展。
郁建兴还特别感谢了姜晓萍和肖滨带来的有关成都和广州的案例，并从比较的视野对桐乡市“三治”建设的意义做出了评价。他认为，桐乡的法治、德治、自治建设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探索，通过“三治”建设的命题，可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即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郁建兴认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实现政府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最后，郁建兴对今后的工作做了三点展望。一是理念先行，要将今天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转变为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理念，切实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不能将“三治”变成空洞的口号。二是以社会自治为目标，政府不能包揽社会的事务，而应当适时地、有阶段性地选择退出，鼓励地方政府创新，扩大村民自治的范围。三是加强理论研究、继续推进实践，无论是实践工作还是理论研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一种相互表征的关系，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要实现当年马克思所说的理论走向实践和实践走向理论的过程。
（陈可鉴、谈婕、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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