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0-31日，2016年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次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的主题是“提升公共政策决策力”。郁建兴教授、唐亮教授、陈丽君教授、高翔副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傅衍在大会报告了近期研究成果，郭苏建教授主持了“适应性制度”、“政策制定中的外部参与者”等多场讨论会，并与郁建兴教授一起为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向参会代表邀稿。
地方政府创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优化公共政策的重要来源。在题为“New Approach to Local Governments’ Innovation in the Xi Era”（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路径）的报告中，郁建兴教授指出，自上而下的政策试点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已经难以概括当前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模式的核心特征。基于嘉兴市行政执法综合改革的案例，郁建兴教授认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被逐步纳入到了法制框架之中。由于大量基于地方实践的创新需要突破法制框架，“请示授权”开始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典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地方政府在识别了地方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后，需要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支持才能实施创新。以推进地方实践与国家治理体系互动为目标，郁建兴教授也探讨了如何在推进依法行政的框架下，留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空间的可能性。
人才政策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丽君教授与傅衍做了题为“The Dynamics of the Rise of Private-run and Government-subsidy Think Tank in Chinese Talent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aking Zhejiang Institution of Talent Development as Example”(人才政策决策制定中智库兴起的动力：以浙江人才发展研究院为例)。中国大陆近年来大力进行官方的智库建设，但同时涌现了一类民办官助的人才研究智库机构，她们通过分析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的案例，诠释了民办官助新型智库诞生的原因，以及这类机构在人才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总结了民办官助的人才研究智库在人才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建立与领域专家的长期合作关系、推动基于研究证据的科学化人才政策、有效收集政策对象需求，提出了这类机构在未来面临的持续拥有专业研究人才、资金和独立意见压力以及扩大影响力等方面挑战。
中国的公共政策是如何产生的？理解公共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完善政策。唐亮教授的发言题目是“China’s Conflicts-drive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Reform Era”(中国改革开放中冲突推动的制度变革与政策创新)。他指出，普遍观点认为民主政府会经由竞选机制来推动创新，而威权体制则较少回应民众需求，但中国却开展了大量的制度变革与政策创新。这些创新的动力何来？唐亮教授认为，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困、人口流动、养老金压力等多种问题，中国存在晋升推动的创新和冲突推动的创新等两种形态。其中，晋升推动的创新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是官员晋升策略的一部分；而冲突推动的创新则覆盖了更大的范围，官员的核心目标是避免引起社会不稳定而威胁职务安全。目前，冲突推动的创新是中国政策创新的重要型态。
高翔副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推动形成“好”的公共政策的可能机制。在题为“The Collective-reserved Land Policy and its Probable Driving Forces”(留用地政策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的报告中，高翔指出，征地问题是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突出矛盾。普遍观点认为，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受到最大化财政受益的驱动，缺乏改革征地政策的内在动力。不过，浙江杭州、温州，以及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却出现了地方政府与被征地村民（村集体）分享土地发展收益的留用地政策。如何解释留用地政策的产生？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案例，高翔指出发达的市场是赋权被征地农民的重要机制。温州发达的市场经济限制了政府掌握的公共部门岗位数量，迫使政府采用留地给村集体的替代方案。留用地的市场价格形成后，政府已经无法单方面取消这一政策，而只能顺应市场规律，以回购的方式重新控制本地土地市场。
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致力于在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一个国际公共管理对话交流平台，通过交流各地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的经验做法，持续推进各国公共管理实践进步。浙江大学一直是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并在2014年主办了第四届中澳公共管理对话会。
欢迎关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方微信
关注方式：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或者输入微信号zjuspa即可成功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