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协会、行政管理研究所、政府管理系在蒙民伟246会议室成功举办学术讨论会。香港教育大学吴木銮博士以“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ncome Re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Hong Kong”为主题进行了研究成果报告，学院、系所相关专业老师、博士、硕士研究生等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吴木銮正在承担香港研究资助局的“杰出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研究香港公共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除了要评估自身财力，也要考虑民众的观感和需求。本次他报告的重点是分析香港居民如何看待收入再分配。从研究国内中央地方关系、公共财政进而研究香港的财政和收入再分配问题，他的选题初衷首先是出于对香港的社会责任感，其次由于当前学界大多关注香港的一些政治问题，而对重要的公共财政并无太多研究。研究过程中，他认为研究公民对政府收入再分配的态度非常重要。收入不均和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使得许多国家更加重视政府再分配，而公众的支持对于出台一个好的政府再分配项目尤为重要。一些研究发现部分国家的公众对福利再分配的支持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而民众也许仅仅支持某种特定的再分配支出，比如教育支出。香港的情况又有不同。作为一个老年社会（不是老龄化社会），香港的收入不均和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调查显示，在32个人类指数最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在收入不均方面排名第一。此外，与大多发展经济体不同的是，香港还有非常充裕的预算盈余，这就使得香港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花钱而非没钱花，这对施政也是一种挑战。
吴木銮的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民众在何种程度上支持香港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和政府干预政策，二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公众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尤其是年龄在影响公众对香港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态度上是否有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由于香港的人口特征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非常类似，而香港的财政状况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紧缩恰恰相反，这种研究语境非常特殊且重要，可以为公众对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其次，本研究检验了公众对再分配政策偏好的微观基础。已有研究大多讨论了系统、宏观层面的因素对公众态度的影响，而本研究采用微观层面个人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可以提供更多细腻的见解，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可参考意见。第三，香港作为一个转型中社会（有别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政治与经济环境处于变动中（比如香港政府过去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现实中是否还是消极政府等等），在此背景下的研究可以在多种语境中的研究给予启发。
关于公众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已有的假说分为自利型假说与社会价值假说。自利型假说强调个人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个人自身利益影响民众对政府再分配政策态度，那些希望从中获利的人群大多支持政府增加某些方面的开支（比如失业人员希望增加失业补助金等）而无法从中获利的人群则持反对态度。而社会价值假说提出社会价值或意识形态塑造了公众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态度而非个人境况，对贫穷成因的理解也许会影响公众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将贫穷视为社会结构性原因而非个人失败的人群更有可能支持政府再分配政策。除此以外，吴木銮认为，年龄也影响了公众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因为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的投资对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影响，而不同年龄层的民众的社会价值也有不同。
为检验以上假说，研究采用随机电话调查，对18岁以上香港居民进行访谈，其中应答率为68%，共获得1032份随机样本。调查包括在8个主要政策领域的公众态度，包括公共房屋，扶贫，公共卫生服务，教育等。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利益和社会价值都影响公众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态度。那些对预期自己财政状况会恶化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干预与再分配政策；将自身视为中下社会阶层群体也会提高其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而将社会不公视为贫困最大成因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政府再分配政策。不同点在于，亚洲社会中基于年龄导致对再分配政策不同态度似乎与西方世界所显示的特征截然不同。尽管老年群体更有可能从中获益，但老年人更倾向于不支持普遍的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的扶贫政策；年轻人反而对此更为热情。
香港的剩余福利模型，以及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的福利框架，随时间而逐渐改变。公众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多，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在收入不均与贫穷问题上已经到空前的程度的情况下，公众更期望香港政府的积极干预。本研究检验了在政府政策与公众需求间的复杂互动。政府政策与公众需求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因此社会政策制定，尤其在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老年社会，成为一个僵局。在可见的未来，由于社会价值观与收入再分配政策关系紧密，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困境依然有待观察。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与会人员提出了以下问题：有同学提问，如何理解受访者中的态度在不同问题的回答似乎存在相互矛盾，吴木銮认为因为人的心理存在多面性，所以存在态度矛盾的问题。另有同学提出，现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单纯地支付现金，要求受助者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再给予资助的扶贫政策的效果更好，香港政府是否考虑这种济贫方式？此外，大陆基层社会组织的扶贫工作中发现民众在获得救济时通常有多多益善的想法，这是因为制度不稳定而导致安全感不足，为什么香港的制度在更加完善的情况下依然存在一些低保欺骗的个案？吴木銮认为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要求接受方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扶贫政策在现实中更有效率、更为节省政府资金，但不恰当的扶贫政策有可能让受助者感到困扰，较少尊重低收入或者没有收入阶层人士的尊严，因此，低保发展方向不仅应该考虑经济成本，还要综合考量其他相关因素。另外，香港骗保的问题并不严重，传统观念里认为要依靠个人奋斗摆脱贫困在现今社会依然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因此在香港常常可以看到年龄很大的的士司机）。高翔博士提问，为什么香港政府同时存在回应投诉很快，而同时又不理民意的情况？吴木銮回应，香港公共行政在回应日常投诉时的确很快，这是在已有规则下的高效率；但在政治方面，制定或改变旧有规则时，往往出现不理民意的情况。李连江教授建议，从截面数据建立因果论证可以从逻辑上进行判断。虽然截面数据没有办法建立自变量和因变时时间先后关系，但是从哲学意义上进行讨论可以用逻辑进行判断先后关系。
（行政管理研究所 姚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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