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于蒙民伟楼266室联合召开地方政府治理研讨会。会议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徐湘林主持，与会人员包括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浙江工商大学教师毛益民博士，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师曹伟博士以及来自北大徐湘林教授团队和浙大陈国权教授团队的11名博士生。研讨会由北大团队、浙大团队的各三位优秀博士生交叉汇报，两个团队对彼此研究议题进行深入对话，积极交换意见。
首先进行主题报告的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林雪霏，她的报告内容为《嵌入性生长与体制塑造——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针对协商民主在地方治理中是何种生长路径，什么是塑造协商民主的核心因素，又呈现出怎样的实践形态和运行逻辑等三个问题，她收集了十八大以来68个协商民主案例进行质性研究，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基层实践的分析框架，得到研究结论表明：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需要经历本土化与制度化的双重转换且同基层治理都是有效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未来民主的繁荣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民主化”，这种嵌入式的生长路径可行且发展空间较大。
接下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陈永杰博士做了《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型政府》的主题报告。他将视角聚焦在经营辖区阶段地方政府如何治理、如何刻画和解释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土地经营中的角色和治理结构。他认为陈国权教授新提出的地方政府的政企统合治理模式能很好的解决现实问题。这种模式强化投资能力，提高决策、协调效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保持地区竞争优势的策略逻辑。在此理论基础上陈永杰博士用经验比较和理论比较的视野建立了政企统合型政府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政企统合型政府的结构、治理机制和功能，将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与政企统合型政府进行比较。并希望未来在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以及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对国家-市场的关系两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应届博士生邵梓捷汇报主题为《政治传播中的渠道与情感—基于中国的一项调查实验》。她依据RAS model建立文章的框架，以此探究情感与渠道因素是如何影响人认识这个世界。在她的研究中将情感分为积极与消极两个维度，渠道分为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两个维度，具体要探究“什么样的媒体会刺激公众”和“媒体会发出什么新闻刺激情感”。利用一则“中国经济放缓不足为怪”的新闻为载体，获取有效样本600余个。统计结果显示，同一渠道下积极的情感更被认同，情感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的渠道更被认可，情感的影响比渠道更为显著。所以她也建议政府部门为提高认同度不需要花钱雇佣外媒，应脚踏实地以诚恳的态度得到公众的认可。
随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孙韶阳博士介绍了研究《超越地域治理的线上政府》，她总结现阶段的网络社会具有流动性、隐匿性、共态性、公共性等特征；网络社会的存在公民与网民身份错位、地域和网域对接失调、线上与线下管理失序、公域与私域的分野消弭等问题。同时，孙韶阳博士给出了线下政府与线上政府的特征的直观对比，明确了线上政府在网络安全保障、网络市场监管、网络公共服务、网络秩序管理方面的四大职能。提出线上政府权力规制的三大要诀：防止线上政府的权力过度集中与扩张、防止网络社会不公、防止政府权力对公民隐私的侵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林丹阳博士分享的报告主题为《香港特区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他由现实观察提出三个假设。假设一：竞争性选举成为联结香港特区政府与社会的纽带，能够有效地提高特区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假设二：公共政策成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有效途径，经济和民生政策及时回应公民社会的诉求；假设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重要的社会核心价值的保障下，香港市民会积极、有序地参与特区政府政策过程。林丹阳博士通过“民粹导向的竞争性选举严重冲击特区政府权威”、“特区政府政策严重滞后于香港社会需求”、“香港民众参政无序严重损害特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等香港社会现实来一一验证所提出的假设。他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相对开放的政治体制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并不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对抗性政治互动严重损害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最后他提出强社会弱政府的背景下重要的是重建信任，修补社会对立与撕裂。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晓伟博士最后一个发言，报告主题为“地方政府的法治悖论与三重治理逻辑”。他的研究试图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切入，探讨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陈晓伟博士对现实观察后发现，地方政府是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也会成为法治建设的破坏者，即地方政府的法治悖论，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三重治理逻辑即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法治逻辑在发挥作用，进而提出地方政府的三重治理逻辑导致了“法治悖论”现象。他通过“湖州市土地违法案”的实例印证所提出假设。最终得出结论政治逻辑、经济逻辑与法治逻辑同时存在并共同影响着地方政府的治理活动。由于不同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重点目标不同，主导性的治理逻辑也会不同。三重治理逻辑具有统一性，也存在矛盾性，这些矛盾导致了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的形成。
六位汇报人发言完毕后，按照汇报顺序依次对与会人员在汇报中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和探讨。最后，会议发起人陈国权对研讨会进行总结，他表示本次研讨会的效果远超预期，来自北大和浙大两个团队的六位同学都做了简明而精彩的汇报，充分迸发出两所顶尖高校“华山论剑”的思想火花，陈国权也希望双方团队在政府治理领域加强合作，积极对话，贡献出更多政府治理领域的学术人才。徐湘林教授对会议组织安排表示感谢，也发出诚挚邀请，期待两个团队未来在北京大学 “未名论道”。至此“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地方政府治理研讨会”圆满结束。
（文/钟俊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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