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院行政管理研究所陈丽君教授邀请，2017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创会主任，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期刊顾问编辑，《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大学李纾教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246进行了主题为“以小见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会由陈丽君教授主持，数十位师生到场聆听并参与讨论。
李纾教授首先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之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出发，指出以心理学为基石的“行为决策”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传统的“教育（boost）”手段相比，行为决策研究指引下的“助推（nudge）”手段在公共政策领域呈现出了更理想的应用效果。传统认知中，引导人行为的手段局限于两种：“胡萝卜”（award）和“大棒”（punishment）。但“助推（nudge）”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也无需借助经济杠杆，而是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方向改变，因此被称为管理的“第三条道路”。它的转变方向和追求目标是健康、财富、幸福，基本原则是通过营造非强制性的决策环境来达成目标。
李纾教授用超市捐赠桶的不同设置、男厕小便池的设计、英国脱欧公投选票的选项、现实生活中“分数和频数”信息传递等诸多事例介绍了nudge和boost两种手段的区别。紧接着，李纾教授通过对节水节电行为、器官移植意愿、饮食过度问题等一系列经典研究案例的回顾，总结了nudge手段将在税收、节能、健康、商业、环保等领域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该手段在成本上比boost等手段更占据优势。比如，涉及器官捐赠，当前需供比差不多20:1，在我们国家，同意捐献器官要选“Yes”；而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利用默认选项效应推行一种新政策，即将所有公民都预先设定为“有意捐赠器官者”。当然，他们也可以很方便地提出退出申请将自己登记为“无意捐赠器官者”。以德国和奥地利做对比，采用“决定参加”（opt-in）系统的德国，其器官捐赠同意率仅为12%；而采用“决定退出”（opt-out）系统的奥地利，其器官捐赠同意率则高达99%。要说服别人很难，但通过默认选项很容易就做成了。
在回顾大量决策行为研究的基础上，李纾教授重点阐述了他对塞勒“明日多储蓄（Save more for tomorrow）”研究的理解。他认为，塞勒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民众会因“损失规避”心态而倾向短期储蓄行为、减少长期养老储蓄，但塞勒对“损失规避”的解释还不够清晰。塞勒以“加薪并扣除养老储蓄”的手段取代“先给薪后扣除养老储蓄”的手段来提高养老金储蓄率的研究固然卓有成效，但这当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符合“损失”操控要求的选项并没有导致损失规避；二是，塞勒“要求员工在下次涨工资时选择拿出工资的一部分缴纳养老金”，这仍旧被预期理论视为“损失值”，但却没有导致损失规避。
出于这些疑问，李纾教授团队做了“损失规避”的相关实验，如以硬币为媒介，正面得到X，反面则损失50 ，结果显示X大于100时，被试才愿意参与游戏；但如果条件改为硬币为正则退税X，硬币为反面则交税50，结果显示当X为50时被试就愿意参与游戏。由此，李纾教授提出了自己对“损失规避”的解释机制——程数说。他强调，塞勒提高养老金储蓄率的秘密在于将经典的双程损失做成了单程损失，即将原来的“用到手的工资进行养老储蓄”做法变为“用加薪的工资进行养老储蓄”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将经典的双程（获利-损失）变成了单程（获利）。由此，“损失规避”才得以实现。
在补充了医护人员使用洗手液的频率与洗手液放置位置、自助捐款机图案设置与捐款金额、货币面值变化与消费意愿、投票时间提醒与投票行为、课题项目截止日期设置与申请人数变化等多对关系的研究之后，李纾教授进一步指出，行为决策研究在二胎政策、外来物种治理、风险管控等众多领域均大有可为，也希望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在这一方向上有所突破。
李纾教授在报告中还重点介绍了《心理学报》专栏“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的征稿情况和中国心理学决策心理专委会的工作路线图。面向未来，他建议同道学者可以选择脱贫、城镇化、幸福、理财、健康等任意领域开展研究，建议政府或隶属政府直接领导的行为科学智库团队，将行为科学研究成果纳入智库建设，促使心理学家成为政府重大决策的顾问。
随后的讨论环节，与会人员与李纾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
田传浩老师提出，有关“性骚扰”图像辨别的研究，发现“你是否同意”和“你是否反对”这两个问题的测量结果不能对等，是否可能因为遗漏了“我还不能确定”这个题项。李纾教授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这项研究可以进行改善。
UPA毕业生、现澳大利亚交通局职员沈犁分享了听讲心得。他首先补充了澳大利亚“养老金”政策的背景和运作模式：养老金在工资中扣除后，虽然没进入个人账户，但可以避税，即工资需要交纳37%的税款，而养老金只需要缴纳15%，这让民众直观感受上增加了获得感。随后，他针对李纾教授捐献器官的案例指出，在实践中受被试负担的影响，受访者在APPs选择是否捐献器官时，如果选择捐献就可以选择6-7个选项，如果不愿捐献需选十几个选项，这会促使回复率降低。此外，在交通出行调查中可通过先设置让受访者释放抱怨的开放题来增加答题率。针对分享李纾教授补充了美国机场延长行李通道以降低民众抱怨的案例。
博士生金铭提出，李纾教授在《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讲到，决策系统由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两部分组成，决策以多个维度作为判别依据，而我们常常会协同差异较小的维度，而以差别较大的维度作为决策依据，这应当属于分析系统的框架内。那么，如何将各种决策行为归类为理性分析还是直觉所引导的？针对李纾教授提出的用“程数说”来解释塞勒提出的“明日多储蓄”问题的机制，金铭同学认为这当中会不会还存在“心理账户”的问题？即涨工资部分尚未被纳入民众的心理账户中，这可能也会影响民众“损失规避”的感知。李纾教授认为，应该会有心理账户的影响，但目前还未有人测量。另一方面，现在的货币价值不等同于未来，存在“跨期决策”的问题。
陈宝胜老师针对“养老金储蓄”问题提出疑问：在即将给民众的钱中拿掉部分，民众所感受到的痛苦应该是小于直接从已获得的钱中拿掉的？此外，他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一旦被运用到现实政策中时，“nudge”会不会是一种误导或诱导，会偏离民众的真实意愿，会妨碍公共管理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在周末特定时间发一些爆炸性新闻以降低社会影响和轰炸效应。李纾教授回答说，行为决策是一把枪，关键看如何运用，但不能否定行为决策研究的重大意义和运用价值。
高翔老师指出塞勒等人回应过这些问题——这些方法并未剥夺民众的自由选择权，塞勒的贡献也在于帮助民众在养老金问题上克服了短期行为，这个问题上，最终的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方法在伦理上并没有问题。陈丽君老师补充，工具是服务于目标的，首先还是要问目标本身是什么，是妨碍公共利益还是促进公共利益。
建工学院韩昊英老师提出，以中国和英国舆情对领导人抱小孩子的不同反应为例，能否探讨决策行为应用的范畴问题。因为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它的范式不同于物理学、数学，要考虑一些条件因素和范畴，比如不同文化下行为和观点差异。陈丽君老师指出，可以挖掘不同文化对行为的影响，这些差异提示可以将文化作为一个影响变量来研究。
研究生任杰提问，决策行为的应用要求政府一定是一个好的、公民导向的政府。英国脱欧中，一旦选票是经过设计的，选民选举完毕却发现被误导，这是很大的问题。另外，在中国，行为决策未来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可能性有多大，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实践需要说服的是民众，但在中国要说服官员。陈丽君老师认为，再好的政策，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民众来接受，这是一个Policy marketing的过程，要诱导和说服民众，不仅仅是说服官员的问题。王诗宗老师补充，过去强调的是“stack-holder”的概念，这由经济损益决定。在经济损益因素之外，人的决策还基于更复杂的机制，受各方反应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是帮官员也没有什么问题。
（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王雪玲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