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或PPP是政府的一种重要融资手段，不管PPP还是政府外包，公民都是接收对象。已有的文献大多关注供给方为什么要将服务外包，而很少有研究考虑公民为什么会倾向于接受这种服务方式。
美国有47%的服务是外包模式，只有42%是政府提供的模式。外包是一种融资手段，地方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和任务。PPP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融资缓解资金缺口的方式。已有研究集中于供给方将服务外包的原因以及外包所产生的公私互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为了探索影响公民对服务外包接受程度的因素，郭海老师引入了三个理论框架。
一是消费者理论，这一理论沿袭新公共管理框架，将公民视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消费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外包引入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益，因此被这些公民接受。
二是公民理论，它产生于新公共服务理论框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是有区别的，公民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他们关心的不只有效率最大化，还有公共服务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服务过程的民主、平等和参与问题。这些公民更强调权力、社区等在参与中的透明化。外包在私有前提下很难在过程中达到民主和透明，因此他们经常对外包和PPP持有反对意见。
三是象征制度理论，这一理论涉及意识形态、媒体等所反映的组织行为，认为外包或PPP能够获得公民支持是因为它被宣传成为了良好的管理实践。一方面，社会规则和制度的构建加强了外包和PPP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政府的负面报道以及美国文化中市场霸权的突出性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外包和PPP的积极象征意义。
根据这三种理论框架，郭海老师提出了研究的三个假设。第一，如果公民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不满意或税负比较高，就会更支持外包或PPP。第二，参与投票、曾向地方公职人员表达不满或希望有更多与议会成员面对面交流机会的公民支持外包或PPP的可能性更低。第三，支持增加财产税和雨天基金的公民更容易支持外包或PPP，这里财产税和雨天基金与外包和PPP一样被视为良好的管理实践。那些更频繁从电视或广播中获取信息的公民同样更容易支持外包或PPP。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11年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民的调查问卷，问卷基于地址进行随机抽样，以电话访问的方式就公民对通过外包或PPP模式提供公园水电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度进行调查，一共获得1803名受访者回应，回应率35.9%。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将调查问卷中对外包或PPP支持程度的五分量表压缩成“支持”和“不支持”两个结果，一共进行了四组回归，其中三个是针对城市服务、公园和艺术外包的分别回归。
消费者理论和公民理论都没有获得回归结果较好的支持，消费者理论中，验证了公民在面临税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更加倾向于外包和PPP，但是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变量并不显著，衡量当地居民是否喜欢塔尔萨市作为购物和娱乐场所的变量也无统计学意义。而公民理论则没有获得回归结果的验证，登记选民和非选民在对城市服务和不同政策领域外包或PPP的支持程度上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希望公职人员参与公众活动以及让公民了解更多政策情况的受访者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外包或PPP。而象征制度理论则获得了回归结果较大的支持。正如假设三所说，那些支持增加财产税的人希望筹集更多的雨天基金来确保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那些同意设置额外资金修复坑洼的人也更可能支持外包或PPP，并且大众传媒也对城市服务和公用事业的公私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收入和种族也会对外包或PPP的支持程度产生影响。
无论是消费者理论还是公民理论框架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公众对外包和PPP的支持，而这些替代性机制与良好管理实践的正向关系在各个公共服务中都表现的十分重要，象征制度理论对理解公众对PPP或外包的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公民可能更关心这些机制的“适宜性”，而不是它的经济利益或政治成本，公共管理者需要更仔细地考虑公众如何根据具体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来看待这些管理实践的“适宜性”和可接受程度。
研究从公民的角度审视了公共服务替代机制，用象征制度理论框架为了解外包或PPP的适宜性和可取性提供了新的途径。但研究是在特定的政治和财政背景下对一个城市进行的单一公民调查，结果也许不能推广到其他社区。
（行政管理研究所 滕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