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24日，“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治理”国际研讨会开幕式在浙江大学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JCG）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图宾根大学，欧洲大学学院，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巴黎第十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巴西巴西利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的20余位学者与会。
在3月22日举行的研讨会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编郁建兴教授致开幕词，他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和背景并向与会学者表达诚挚欢迎和感谢。
3月22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主持了第一场主旨演讲会。
政治科学Johan Skytte Prize获得者、哈佛大学Jane Mansbridge教授以“Representation, Legitimacy, and Innovation”为题，探讨如何通过代表制度创新来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困境。国家内部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将会产生更多的集体行动并造成“搭便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增强国家强制力。然而，强制措施需要精心设计并加以约束，合法性在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合法强制供不应求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代表制度创新来摆脱这一困境。行政和社会领域是独立的代表来源，两者都与立法领域相关。我们在概念上和实际中都忽略了代表性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Mansbridge教授为此提出一系列创新代表机制的方法。
政治科学Johan Skytte Prize获得者、纽约大学Adam Przeworski教授以“Authoritarianism, Authority, and Representation”为题，分析威权体制中的代表性问题。威权体制往往用非民主手段来进行自我保护，或者由多数人支持，或者通过压制少数人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理解威权主义的出发点必须是“权威”。Przeworski教授首先重新解读了哲学和历史著作中的“权威”概念，并将领导者权威和政权权威加以区分。他认为，内生的个人偏好并不会破坏代表性，信仰也不会否定人们认为自己被代表的可能性。此外，民意表达机构的存在并不一定使政府具有代表性，“代议制政府”和“代表性”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种机制，代表性的概念是指，政府在给定制度下的行为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并且人们能够认识到政府是以他们的最佳利益来行事的。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Dieter Grunow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主旨演讲会。
政治科学Johan Skytte Prize获得者、欧洲大学学院Philippe Schmitter教授以“Crisis and Mutation in the Institutions of Representation in ‘Real-Existing’ Democracies”为题，分析代表性在解决民主困境中的重要作用。“真实存在的民主国家”正在遭遇民主困境：选举投票率下降，党员身份和识别率下降，选民偏好有更大的波动，维持对政府的多数支持更加困难，对政治家和政党的信任减弱，行政权力增强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代表性，即通过政党在领土选区内参与竞选的公民代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统治者的合法性。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案是要改变或重新定义政党和选举所发挥的作用，代表性（特别是公民社会的代表性）可能提供参与、问责和合法性的替代基础。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Thomas Heberer教授以“Representation in an Authoritarian Context and the Chinese Case”为题，用中国案例研究威权主义背景下的政治代表性问题。在学术文献中，政治代表的概念主要涉及民主环境中的代表机制。但是，威权体制中也有代表模式，代表性并非民主的特有现象。Thomas Heberer教授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分析了威权背景下代表性的运作模式，解释了代表性产生合法性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的政治代表机制有正式、非正式、象征、传统和数字化五种。中国的正式代表机制嵌入政治体系中，非正式代表机制和象征性代表机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代表性观念有独特的影响，数字化代表机制成已为一种创新模式。
3月23日上午，Jane Mansbridge教授主持了第一场讨论会并作评述。
来自巴黎第八大学的Yves Sintomer教授和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周芸芸共同报告了以“Representationin Off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ocal State– Politicians and Civil Servants in China and France”为题的论文。他们认为中西方政治学中“代表”一词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对其不同语言中概念要素的甄别有助于分析非选举政治制度中的代表关系。在实地访问了中国三省份及法国两个地区的地方代表后，他们发现中法两国地方代表均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单向授权”的狭义代表性，成为了党和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调解人，而两国地方代表在诠释其中介作用时，往往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困境。中法两国地方政治家在代表妇女群体方面仍存在一些困难，其原因在于女性政治和主流的男性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和沈永东研究员报告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黄飚合作撰写的论文：“Representing the Public without Representatives: Digit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of China”。他们发现，新兴的数字技术有助于抑制传统代表方式的局限性，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被代表群体的潜在需求，并帮助政府更好响应公民需求。在分析了中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现状后，他们提出“数字代表”的新概念，并总结了三种现有的“数字代表”方式：第一，通过客观挖掘公民的服务需求，保证“代表”的准确性；第二，通过实时反映不断变化的公民需求，消除了“代表”的时滞性；第三，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准确地挖掘公众的潜在需求。此外，他们也探讨了使用数字技术表征公民需求的条件，并提出了在未来改进“数字代表”实践方式的建议。
Yves Sintomer教授主持了第二场讨论会并作评述。
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在题为“Democratic Empowerment and Goal of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Deliberation in China”的论文中发现，中国广泛存在的城乡社区协商具有很强的民主性，并已表现出一种民主治理的新模式。一方面中国城乡社区协商具有明显的赋权过程，使自治组织和居民成为协商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一协商过程在认识表达、协商内容的确定、协商结果的使用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民主属性，体现了一定的民主价值。他指出，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关键在于既要保持在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民主因素，又要关注其与治理的联系。如果仅强调民主而不考虑政府、企业等主体及法治、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就有可能忽视城市和乡村社区的灵活性及有效性，不利于城乡社区开展协商民主。
3月23日下午，Thomas Heberer教授主持并评述了第三场讨论会。
巴黎第十二大学的Emilie Frenkiel副教授报告了她与法国南亚研究中心（CEIAS）Stéphanie Tawa Lama-Rewal博士合作的题为“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Comparing An Indian and A Chinese Case”的论文。自20世纪90年代起，“参与式预算编制”（Participatory Budgeting）作为一种利益代表与民主参与的创新形式在全球不断扩散，最近已经在亚洲的政治语境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基于对印度新德里和中国成都的比较实验，以及对相关访谈数据、公开资料和政府文件的分析，Frenkiel副教授提出，参与式预算编制虽然并不强调传统意义上的代表性，但其在实质上展现出了代表性功能；它不仅强化了民主参与，隐含着颠覆现有利益代表与表达形式的潜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但是，新德里和成都的经验同时又表明，在现阶段，参与式预算编制作为一种小规模却高效的制度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很容易被所在国强有力的执政党所掌控和利用，以作为执政党整合民意、增强地域控制的工具。因此，对于参与式预算编制的未来前景，Frenkiel副教授认为，考虑到这种新兴实践的方兴未艾，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政体制约，我们仍然需要更多时间来检视它的功能。
斯坦福大学全球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Jaclyn A. Kerr博士作了题为“The Transforming Role of the Digital in Russia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ternet Control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报告。在她看来，互联网时代的通讯与信息技术畅通了公众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与形塑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于对俄罗斯的网络监管政策前后变化的证据资料整合，包括在2013-2014数字政策变革的关键时期对在线记者、活动家、科技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访谈，以及关键的二手资料和在线内容的分析，Jaclyn博士提出，尽管俄罗斯的政体在过去二十年间俨然“摇摆徘徊”，但在2012年之前，政府都未对网络空间实施严格的审查，这在实质上强化了信息交互、互联网表达与利益代表之间的互动耦合，培育了俄罗斯社会的自主性表达，体现了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张力。而2012年后，普京主导了一系列针对互联网的限制性法案（如黑名单法、数据本地化与反加密法）以维护政权合法性，这虽然体现了政策的紧缩，改变了“数字化公民身份的技术-社会愿景”。但由于互联网协商与代表机制的日益成熟及其潜在的巨大公众需求，政府仍然没有，也难以阻断前期已经确立的新兴协商和代表机制的延续。
德国图宾根大学的Gunter Schubert教授主持并评述了第四场讨论会。
巴西利亚大学Debora Rezende de Almeida教授作了题为“Digital Accountability: Brazilian Participatory Institutions”的报告。社会媒体的全球繁荣，为多元化群体的利益聚合和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表达平台。在此背景下，Debora教授聚焦于“健康”和“社会援助”两个政策领域，试图研究社会媒体平台如何与利益代表接触和发挥作用，以及社会媒体在巴西所谓的“参与机构”（Participatory Institutions）中促进民间的社会代表进行数字化问责的潜力如何。通过对2016年至2018年期间巴西居民在Facebook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的内容，以及对网页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的比较定性分析，她总结称，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社会媒体在议事会（Councils）中的不同用途：一是社会媒体参与公共政策的“轨迹”（Trajectory）；二是平台运营商对社会媒体在代表性过程中的认可；三是可用的技术支持。鉴于此，根据不同的问责用途，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增强数字化问责的范围。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王中原研究员报告了他与瑞士苏黎世大学政治学系Su Yun Woo博士合作的题为“Consultative Representation: How Chinese Authorities Enhanc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by Public Consultation”的论文。在他看来，政治代表的核心命题是“谁声称代表什么”和“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感到被代表”。当前政治代表性的主流议题聚焦于在自由民主环境中基于选举的代表关系，而中国的经验则衍生出了一个理解“超越选举框架的政治代表性”的重要视角。为了阐述中国当局如何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制定领域的公众咨询来增强政治代表性的问题，他梳理了在广西和湖北实地调查得到的一手官方文件和访谈记录，以及相关的二手数据资源，对桂、鄂两省的经验进行了比较案例研究，发现在扶贫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制定了一套日益复杂的通过协商建立代表制的战略，其中包含两个核心意识形态和管理模式，即“群众路线”模式和“民主中心主义”模式。基于此，他提出，政治代表不但可以采取选举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非选举手段来实现。随着公民对福利政策决策的更深入和全面的参与，即使在威权主义语境中也会产生更强的政治代表感。
3月24日上午，Adam Przeworski教授主持并评述了第五场讨论会。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Thomas Heberer教授和Anna Shpakovskaya博士后研究员共同报告了题为“Connective Representationin the Cyberspace: The Case of China’s Entrepreneurs”的研究，他们延续了西方学者关于政治代表性的持续讨论，并认为新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的迅速扩散使政治代表性发生了根本转变，尤其是网络空间激发了其他形式的政治代表性的出现。他们提出了在文献中被称为“联合行动”的一种类型——“联合代表性”的新概念，并论证了在中国制度环境中的私营企业家如何通过在线联合形成和推进他们的集体利益。他们通过2015-2018年间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和对数字资料的分析，展示了两个具体案例来说明不同的在线联合参与模式。最后，他们认为“联合代表性”的概念为传统视角的政治代表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俊志教授作了题为“The Reelection Model for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的报告。他指出，“政治抱负”和“在职优势”这两种关于连任最有可能的模式在古老的民主国家中运作良好，但在年轻的民主国家中却失败了。而“在位”作为苏联最高委员会系统中在职者连任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则尚未得到证实。他通过考察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制度和个人选择过程，以及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对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连任的独特数据集进行建模，发现全国人大打破了与苏联相关的委员会在职连任的传统制度，但是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稳定的在职连任制度，并且在1998-2003年间，教育和年龄是全国人大代表连任的两个重要因素。最后，他认为这些研究结论从立法制度化的视角深化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解，并有助于立法工作的比较研究。
Philippe Schmitter教授主持和评述了第六场讨论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副教授作了题为“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Chinese Citizens’ Tax Awareness”的报告。他认为，随着中国政府20%多的GDP来自于税收，并启动了多项税收改革，而税负又与“权利意识”和政权支持有关，因此中国公民如何看待和评估其税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根据Margaret Levi的“准自愿遵从”理论，从相较于其他市民和相较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两个方面来衡量中国城市居民的税收公平观念。通过利用全国随机抽样的数据分析，他发现，大约一半的中国公民没有感知到税收负担；剩下的一半中，大多数人认为税收负担是公平的。而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享受社会福利变量后，他发现使用非官方媒体可以解释其中不公平的感知，而教育和党员可以解释其中公平的感知。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间接税收和非税收入的依赖，以及官方的税收宣传，使得公民的税收意识较低，而那些使用非官方媒体的人可能更多地接触到税收知识并拥有较高的税收意识。
在所有讨论会结束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任教授、JCG联合主编郭苏建对本次国际会议进行了总结并致闭幕词。郭教授指出，研讨会上不同观点的热烈交锋令人振奋，与会者们就代表性的形式与语境等问题的讨论广泛而深入，这为未来中国治理研究及其与全球的对话拓展了新思路与新方向。同时，郭教授就此次会议的成果应用与与会者们商讨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图：任杰
文：郭金松、张洪汇、陈绅、虞志红、周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