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9日，由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主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
来自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等学校，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福建省、江西省、浙江省、青岛市、宁波市等地的保险学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幸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武汉）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现场
会议开幕式和主旨报告由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跃华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文炯教授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他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国保险事业70周年。最近，中央把民生保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现代社会中，风险保障已经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保险学界和保险业界的同仁，需要认真地思考我国保险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跃华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石践先生作了题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下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报告。他解读了中央关于农业保险的文件，分享了他对于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他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收入保险已成为我国农业保险的重要险种。到2030年，农业保险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顶层设计将更加统一，运行机制将更加优化，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管理要求将更加严格。为此，农业保险有三项服务重点：一是服务国家战略。保险行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保险对于乡村振兴不可或缺。二是服务普惠金融。应支持重点领域特色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积极探索计提资产股权质押贷款办法。三是服务社会治理。农业保险作为处理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对改进农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石践
何文炯教授作了题为“商业保险与民生保障”主旨报告。他从社会成员风险保障需求分析入手，深入讨论了民生保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风险继续存在，新型风险不断产生，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各种风险因素不断增加，表现出新的形式。基于个体把握损失规律的不可能性和整体把握损失规律的可能性，保险已经被公认为处理风险的传统有效机制。而且，在保险活动中，参加者虽然基于利己的动机，但却可以达到利他的社会效果，因而成为经济社会领域重要的治理机制，从而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保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为此，要深化体制改革，实现机制创新，使得百姓能够学会用保险，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法人学会用保险，以更好地管理企业风险，承担相应责任；政府学会用保险、管保险，精准定位社会保险制度，规范支持补充性保险的发展；保险企业则应明确自己的定位，努力提升服务能力。
何文炯
在主旨演讲之后，举行了“保险实务论坛”和“理论研究论坛”，与会代表作了精彩发言，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保险实务论坛由浙江大学施红副教授主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胡国林先生从助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享了他对于保险业之于国家治理的独到见解。他指出保险业应践行“五个服务”和“五个完善”：服务实体经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服务民生改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三农”发展，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服务灾害救助，完善灾害救助体系；服务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胡国林
福建省保险学会副会长温怀斌对我国指数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深刻阐述，从指数保险是否符合保险原理、目前国内指数保险的分类、指数保险产品建模需要考虑的因素、指数保险的优势和待完善的方面以及开发指数保险产品需要注意的问题五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发展指数保险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问题。
温怀斌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黄国光先生从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分析了新时代如何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他指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当前我国保险业运行的主要矛盾：科技改变了风险集中点且市场需求变化，保险业态亟需“重构”，因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个性化定价导致保险经营基础需要“重整”。推动新时代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应以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保险需求为导向，以总览全局统筹兼顾的顶层设计为原则，实现保险产品更加丰富，业务品质更加优化，客户体验更加满意、股东回报更加稳定、风控管理更加有效。
黄国光
浙江省保险学会秘书长范学东先生从数据到案例，详实地展示了实施电动车交强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建议。他提到，电动车交强险在我国已有一些尝试，如浙江湖州长兴的“境保合作”模式。在日本等国家已有成功经验，从1966年就开始实施了专门针对电动车的“交强险”，车辆必须投保相关保险才能上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后，他提出了在浙江省实施电动车交强险的建议：通过地方立法，从法律层面提供相关依据；保险公司方面，应适时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电动车交强险”；另外，有关部门需要同心协力、综合治理。
范学东
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春梅女士，从保险中介的角度谈到了如何让保险服务更有温度。她指出保险事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专业是其立业之基。现代社会需要定制化的保险服务，要对客户的每一位家庭成员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保障需求进行合理分析，量身订制个性化的保障方案。应不断夯实业务能力，为客户打造三道防火墙：构筑“个人和家庭”意外、健康、人寿保险保障的第一道防火墙；构筑“个人和家庭”财产、责任、安全保险保障的第二道防火墙；构筑“个人和家庭”教育、养老、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的第三道防火墙。
王春梅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勇先生，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改革和安信实践，深入阐述了其对于农业保险创新发展的独到见解。他指出保险可以有效助力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以余杭枇杷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为例，基于政府对保障支柱产业的需求，保险公司开发指数保险，不仅增强了农户的种植信心，更使支柱产业得到了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保险创新，关键需要一是项目可持续。“农民满意、政府创新、保险公司微盈利”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二是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新科技等手段，实施精准承保、精准理赔、提升风控能力和服务水平。三是协同发展。农业保险创新发展，需要政府扶持、主体参与、专家支持、同业合作、监管到位、数据共享。
张勇
保险理论研究论坛由浙江大学张跃华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陈华副教授利用2006-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讨论董事责任险的公司价值增长效应在不同类型公司中的异质性，认为董事责任保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公司的价值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指出董责险对公司价值增长有正向作用；对规模较大、由“四大”审计、独董比例较高和属于国企的公司，董事责任保险的价值增长效用会被削弱；董责险可能通过促进投资风险承担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两种渠道促进公司价值增长。
陈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潘炜迪关注中国非正式保险和商业保险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CHFS2013以及2015年的数据，探究宗亲互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通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Ivprobit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参与宗族内“非正式”保险制度的被试群体更倾向于参与商业保险制度，从而论证两种不同的风险分担制度可以共存于微观家庭中。同时指出家庭的风险感知能力是非正式风险分担制度对商业保险起到促进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
潘炜迪
武汉大学潘国臣副教授则聚焦私人健康保险的发展前景，探讨了收入对于私人健康保险需求的非线性影响。利用2007-2017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进行研究发现：在低配制度下，可支配收入与私人健康保险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保险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而非“自我保险效应”，同时城市化进程反而对私人健康保险起到负向影响；而在高配制度下，可支配收入对私人健康保险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相反社会保障以及医疗保险支出与私人健康保险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对于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潘国臣
圣加仑大学博士生宁定宸围绕中国农村家庭通常通过非正式的风险分担制度安排进行主题发言，认为随着新农合的发展，农村家庭更多地参与到正式的保险机制中。他利用2012、2014、2016年的三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探究新农合的参保情况对于家庭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及其转移金额的影响。他指出，新农合的保费变动刺激了家庭医疗消费，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挤出了私人转移支付和亲友贷款；正式保险制度并不一定带来了家庭间社会交往活动的减少，甚至在转移支付方面有所增加；新农合对于不同收入、年龄和地区的家庭影响也不一致，在此基础上认为：政府应当持续调整保费以满足农村居民的保障需求，同时也应当进一步健全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
宁定宸
浙江大学博士生蔡晴茵利用中国江山市2008-2009年的能繁母猪保险政策变更作为准自然实验框架，基于强制保险项目推行中部分农户不知晓自己“被”买了保险的现象，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探究能繁母猪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她认为知道自己参加了保险项目的农户并没有显著地改变风险性生产行为致使能繁母猪的死亡率提高，因此并未发现道德风险的证据，而能繁母猪保险可以实现优化农户的生产策略，提高农户的母猪存栏量，得出了道德风险不应该成为小额牲畜保险市场发展主要障碍的结论。
蔡晴茵
浙江大学张翔副教授聚焦于量化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通过构建代内长寿风险分担模型以测量长寿风险的分担功能，并利用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模拟，计算一个风险分担功能最强的最优养老金领取年龄。他指出，现收现付制表面上是工作一代和退休一代之间的转移支付，本质上仍然是长寿参保者和短寿参保者的长寿风险分担；人为设定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决定了参保者比例，进而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长寿风险分担功能的强弱。
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