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天目新闻”公众号，2020年2月25日。
原编者按：当前，疫情对经济等各领域的深远影响正在持续显现。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哪些？转危为机的机会在哪里？近日，天目新闻对话各领域权威专家，推出《疫线观察》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自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第二阶段，浙江省上下遵照省委“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的要求，坚持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通过“一图一码一指数”落实精密智控机制，全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取得了较好成效。
截至2月23日，浙江省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为98.6%，但2月20日的数据显示，全省制造业产能恢复率仍仅为52%；截至2月19日，浙江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为32.3%，而这一数据在2019年一季度则为62.1%。企业复工仍面临“回流慢、成本高、流通难”等难题。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8点要求，强调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浙江应如何结合实际攻坚克难，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打好经济保卫战？这再一次考验着浙江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针对这一当务之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在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跨域协调问题是现阶段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他建议，浙江省应主动推出跨省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系统调控产业链联动，健全综合性复工评估指标，有序同步放松管制，动态调整防控和复工政策。
2月20日，杭州江干区白杨街道围垦街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忙订单。据了解，该企业主要制造工业机器人、工业连接器等精密机械设备，目前员工已恢复70%，产能恢复80%。魏志阳 摄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观察本次疫情的发展形势，广东、河南、浙江是除湖北以外受新冠肺炎影响最严重的三个省份。但在输入性病例最多的情况下，浙江仍然能够保持最少的扩散性病例，说明浙江省疫情防控效果较好。
郁建兴认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浙江至少有三方面治理经验值得点赞。
首先是准确研判疫情发展形势，率先启动一级响应。“这是在疫情防控之初。此后，面临省外‘三返’的重要时间关口，浙江及时作出‘四个转变’和‘五个没有变’的科学判断，为后续优化应对举措提供了依据。复工前后，浙江详细分析疫情防控形势的新变化和复工带来的新挑战，提出坚持防疫优先的原则及相应举措，为安全有序复工提供了依据。”郁建兴分析。
其次，积极制定和规范疫情防控举措，着力开展精准监管。郁建兴认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浙江交出了一份颇具创新性的答卷，这也是对现代化精细化治理的一次有益探索。
此外，在郁建兴看来，浙江有序组织疫情防控工作，数据、政策公开透明，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防控举措落实也较为有效。
新冠病毒具有高传染性、长潜伏期的特点，短期内或难以实现完全防控。郁建兴的观点是，政府应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可能性，预先讨论制定多套政策方案。而浙江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运用“一图一码一指数”落实精密智控机制，这一模式值得参考。
“浙江先行先试、探索实施‘五色法’疫情风险评估机制，以县域为单元，对全省各县（市、区）疫情情况进行风险预测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分类进行政策设计，例如在低风险地区，放宽企业复工复产的规范要求，恢复域内公共交通；在高风险地区，则继续严控企业复工复产，暂缓开放公共交通等。同时，各业务部门根据不同风险等级制定相互协调的政策。”
郁建兴解释，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以较小成本降低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为发挥好数字技术的作用，政府等公共治理主体应建立数字治理思维，积极与市场、社会展开合作，致力于形成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局面。”郁建兴进一步建议。
2月22日，34家企业140名复工返厂人员乘坐政府包机从贵州飞抵台州。各企业安排车辆到台州机场迎接员工，提供上车出门、下车进厂的“一站式”服务。王华斌 摄
企业复工率稳步提高，但产能利用率仍较低
以2月9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为标志，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抗疫情、保运行”两手抓的新阶段。当前，浙江省新增病例持续下降，治愈率连续上升，复工复产迎来有利条件，企业复工率稳步提高，但产能利用率依然较低。
郁建兴分析，企业“复工不复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源供应不足。全省各地劳动密集型产业亟需大量员工，由于疫情防控政策等原因，交通运输领域仍在缓慢恢复中，非本地员工回流速度不高。
最近，郁建兴赴制造业大区宁波市鄞州区调研。他在调研中发现，自2月6日至18日，全区约有11万外地员工返回鄞州，仅占预期回归外地员工总数（55 万人）的 20%。同时，新进外地员工必须居家隔离7-14日后方能上岗。各地复工优先采用本地员工，但本地人力资源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能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复工企业的产能要求。
第二，企业复工成本高。一是隔离成本。非本地员工来浙需居家隔离7-14日后方能返岗。同时，企业需承担部分隔离期外地员工食宿和基本待遇，复工企业的财务压力大。二是防护成本。企业复工员工必须配备口罩、防护服等防护装备，尤其是口罩需每日更换，当前口罩等物资市场供应不充分，部分地区口罩等防控物资储备存在缺口，且价格相对较高。
“以普通口罩为例，目前企业购买价格为5元/只，相比0.2元/只的原价，涨了25倍，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郁建兴告诉记者，深圳万人市场调查公司截至2月16日对全国一二三线城市的复工调查显示，防控物资缺乏为企业复工之路的最大“拦路虎”。
第三，上下游产业和支持性产业恢复不畅。各复工企业大多停留在消化去年订单存量或原料储备阶段，其上下游企业开工情况尚未明朗，企业难以评估市场前景，致使复工速度趋缓。而且，其他支持性产业的复工程度也有待提高。
“例如，受到交通和物流行业恢复有限的影响，多地出现物资无法有效流通，生产性原材料无法及时到位，产品无法输出的情况。”郁建兴说。
2月21日，衢州衢江区好梦来家纺有限公司车间内，近60名来自衢州东方集团的酒店、家政等公司的员工，按时来此上班，生产口罩。好梦来公司负责人说，口罩订单源源不断，员工又非常短缺，“东方”的“共享员工”解决这些难题，企业也将会同工同酬。徐元昌 丰莉莎 摄
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高质量推进复工复产
现阶段，浙江如何破解难题，高质量推进复工复产？郁建兴分析，跨域协调问题是现阶段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他认为，应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下，进一步保障人力资源供应。
“一是配合‘健康码’的全国推行，主动协调其他省份，建立‘健康码’跨省互通机制，对低风险区域的人员实施同省待遇，快速推出省际通行码，解决人员流入难和企业人员隔离成本高问题；二是建立跨区域人力资源协调机制。比如，基于省级人力资源服务平台或服务联盟，促进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全省联网和跨省服务对接（主要针对低风险地区），向劳动力输出大省发布浙企用工需求目录，宣传用工优惠政策；支持数字化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推出全省用工地图和全国人力分布图，助推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获取人力资源。”
此外，郁建兴认为，还应发挥各地区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等市场力量，搭建各级企业复工协作平台，畅通防疫特殊时期的市场渠道，保障和调配口罩、额温枪等疫情防控物资的充分供应。
针对上下游产业和支持性产业恢复不畅的问题，系统调控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分析重点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建立省级联动机制，推动上下游产业协调复工。根据各地区企业类型及复工进度，通过省际协调、政策联动、物资调配等形式推动上游产业优先复工，合理安排下游产业复工时间，采用‘员工共享’‘资源共享’等机制，逐步解决各时段企业的用工难题，最大限度实现上下游产业协调复工，有序盘活全省产业链。”同时，郁建兴还谈到，应促进保障性、支持性行业加快实现高频复产，比如医药、食品、交通运输及快递仓储行业。
在郁建兴看来，“系统”之外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动态”。
尽管，当前浙江省已建有覆盖全省 90 个县 (市、区)的复工复产监测体系，通过“企业复工率指数”“复工率五色图”评估各地复工情况。但现有监测分析工具仍聚焦于各行业电力大数据以及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尚未对员工返岗、上下游产业关系等攸关复工核心问题进行综合反映。
郁建兴建议，建立健全综合性复工评估指标，全面动态监测复工状况，差异化指导各地复工进程。
“可以构建包含运营商数据(评估非本地员工数)、电力数据、各地市复工系统的登记数据在内的综合性复工评估指标，配合既有的数字化治理工具，全方位、多角度、动态化监测各地市复工进程，将综合性复工指数与各区域五色疫情图相结合，评估各地市复工质量，辅助复工节奏的研判和复工政策的制定。”
此外，郁建兴认为，还应划细治理单元，错时放宽各类管制，错峰恢复社会运行秩序，助推全省疫情可控和复工有序；根据各地疫情防控态势、复工推进状况、经济受损情况，动态调整限制性与支持性政策。
“比如，针对复工专列、跨省直达专车、专机等服务项目，全面实施一人一码、一人一档，有效核减隔离天数，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复工复产质效。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如餐饮旅游娱乐等，在普惠政策之外，建议各地政府推出消费券、减（免）缓税费、信用贷款等特惠政策。对复工的小微企业实施上年度社保金返还的优惠政策。”郁建兴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