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管理世界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
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
王雨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管理学院）
刘炎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
胡伟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摘要：中国农村转移支付日渐增加，但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依然严重。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引入消费替代效应与信任补偿效应两个机制来解释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参与的影响，并发现它们的影响在不同转移支付强度下具有异质性。之后，利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特点，采用RD-IV识别策略估计了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每提高1000元，其愿意供给公共品的概率平均提升约16%，且在当前转移支付力度下，该促进效果主要通过信任补偿机制发挥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国家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乡村注重培育互助互信的干群关系，对形成完善的农村公共品多元供给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转移支付 公共品供给 消费替代 信任补偿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的“三农”投入不断增加，200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为2144.16亿元，而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已增长到13799亿元。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与促进农村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占据财政“三农”支出的重要比例。然而，在对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的公共支出力度如此大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依然普遍严重不足（李燕凌，2016）。究其原因，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模式忽视了社会多元参与对解决公共品筹资问题、实现公共品供求匹配的积极作用，因而供给绩效不尽如人意（林万龙，2007；沈坤荣、张璟，2007；郁建兴、高翔，2009；范逢春、李晓梅，2014）。因此，本文将从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出发来自下而上地研究和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
农民作为公共品供给的直接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从提升农民公共品自主供给意愿的角度来研究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然而现实中，农民一方面受限于收入水平较低而缺乏分摊公共品供给费用的能力（马晓河、方松海，2005），另一方面受限于乡村人情信任瓦解而丧失承担公共品供给责任的积极性（周生春、汪杰贵，2012）。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农民民生保障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统一医疗保险制度以及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继落实并推广，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不断增加。在此情形下，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既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放松了农民自愿供给公共品的能力约束（消费替代效应），又提升了农民对村两委的信任程度从而放松了农民自愿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约束（信任补偿效应），因而可能最终提高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
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挖掘转移支付对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机理，同时通过实证分析给出了推论的现实证据，并从因果层面上对不同影响机理的强弱程度进行了挖掘，丰富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微观层面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现实层面，本文的研究连接了农村转移支付和村庄公共品供给这两个重要议题，研究结论对于探讨和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背景下，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这一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主要内容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调查（下简称“农村治理调查”）2018年开展的全国基础调查。农村治理调查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于2018年主导的一次全国家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农村地区15岁以上的居民，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7个村，共计1657人。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是否会提升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第二，农民的转移支付收入提升是通过何种机制促进其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农民跨期决策理论模型，从理论上论证在不同的转移支付额度下，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会有所不同。然后利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构造断点回归结合工具变量（RD-IV）的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了理论预测，并估计了农民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效应的大小。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平均而言，农民从各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每增加1千元，其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概率大约平均提高16%。第二，在目前整体补贴力度下，转移支付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对于村委会的信任从而促进其参与公共品供给，剥离掉信任补偿机制的影响后，目前转移支付力度尚无法通过农民私人消费替代的机制促进其公共品供给。
本文的研究结论隐含政策启示为：首先，在基层政府财政普遍困难的当下，为乡镇层面的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公共品供给的新思路，即村级层面的公共品建设资金与对农民的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比例可能需要重新权衡，在考虑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农民的公共品供给后，或许可以在财政支出中适当提高转移支付比例。那么也许在合理利用公共品多元供给渠道的基础上，可以在不减少村级层面整体公共品供给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私人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其次，由于信任在农民能否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品供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乡村政府除了按时足额公正透明地向农民发放转移支付之外，乡村干部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注意与农民群众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起农民群众对自身的信赖感，从而在公共品建设的集资筹力过程中得到当地农民的积极支持。这也是在乡村治理的“三治”中，兼顾“法治”、“自治”与“德治”的体现。最后，当前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的整体转移支付力度仍然不足，尽管农村保障制度为大部分农民已基本实现兜底，但日常弹性消费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绝大部分农民还处于努力实现“独善其身”的阶段，而无法做到“兼济天下”。因此，完善农村民生保障、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依然任重道远。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在实证层面，本文从微观层面补充了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实证研究。已有关于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的研究多聚焦于省级宏观层面，且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深入探讨及实证分析。本文则从农民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微观农民主体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对其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其中的机制。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是对消费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融合。一方面，商品消费中的收入效应是消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共品作为一种正常商品，本文的消费替代效应实质上就是探究公共品需求的（纯）收入效应。换言之，消费替代效应关注农民在获得转移支付收入后，其对公共品的需求是否会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作为一个关系型社会，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常用范式。本文的信任补偿机制便是关注，由转移支付塑造的村民对干部的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如何补偿村民原本因“搭便车”心理而导致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不足。单独讨论收入效应或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多，但本文利用转移支付收入的特殊性，在理论上构建模型分解了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消费替代效应和信任补偿效应，从而从农民“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视角切入，拓展了相关微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完备性。
囿于数据及识别策略等方面的局限，本文有以下两点不足之处，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第一，本文的结论主要针对60岁附近的参保老年人群体有效，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结论的可推广性。第二，出于识别策略的考虑，我们需要获得转移支付收入的外生变动，因此采用了养老金作为变动的来源。但是养老金只是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提供转移支付的金额和方式与其他类型转移支付存在着差异，因而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也可能具有异质性。由于目前我们尚没有发现更好的、更为一般化的农民转移支付层面的外生冲击，这也是本文为了识别因果而面临的局限性，在未来更为一般化的农民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后，这一点或可以得到更好的改进。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和心得体会
在《管理世界》编辑部及匿名老师的严格把关及细致建议下，我们对论文进行了多次修改。得益于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理顺了文章逻辑、提升了文章实证分析的严谨性、归纳了文章在理论层面的创新性、全面提升了文章的质量和可读性，对此我们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文章中，我们以“完善农村民生保障、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依然任重道远”作为全文的结尾。作为农经研究者，本文的研究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我们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讲好中国农民故事的祛魅之路上同样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