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蔚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麻玉琦的文章《未来社区：国家—社会关系互动中的社区共同体》发表于2021年5月24日《浙江日报》“理论周刊”。
全文如下
社区具有高度地方性、分散化的特点，通过社区建设对市民社会实现有效的动员和控制，是国家有效治理的现实需求。此外，社区与城市整体频繁地进行着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互。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社区居民的个体数据经过采集汇聚、融合分析与集成共享，日益成为社区治理乃至城市治理、国家治理所依赖的关键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时代的社区建设，不仅承载着民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更是推进城市治理体制创新、形塑国家-社会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突破口之一。尚在进行中的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正是对此的有益探索。
作为经济最为活跃、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启了高速的城镇化建设进程。近几年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老旧小区空间集约利用、社区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相对滞后等问题愈发突出，传统的社区模式未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加速到来，“城市大脑”等项目的成功落地，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为上述社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2019年6月28日，浙江省发改委公布了“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目建议名单”，24个项目成功入选并开始规划落地。
通俗地讲，“未来社区”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目的的人民社区，是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场景创新为引领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虽然都是强调引入智慧技术来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浙江省的“未来社区”与“智能社区”“智慧社区”等概念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根据其方案设计，它在两个维度的治理结构上作出了更为明显的创新。
纵向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建构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纵向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建构维度。在传统社区事务管理中，国家、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力量则相对成长缓慢，社区自治逻辑生长空间遭受挤压。
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创新方向之一，就是为社区“减负”，尤其是将社区的自治组织从国家的行政链条中“解放”出来，使其从“对上负责”回到“对下负责”，进而拓展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资源与自治能力。
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建议，在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方案中，这一创新方向应体现为“未来社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工作委员会）”的建设。工作委员会由社区居委会、社区代表、社区管家等共同组成。其中，社区居委会依法行使议事监督职能，并负责在社区中选聘处理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的专职人员；社区代表脱胎于社区业主委员会，负责发起和参与公益活动、公众讲座、社会组织项目、社区治理服务满意度调查等社区公共事务；社区管家来自企业化运作的运营管理公司，负责社区的日常物业服务，同时与社区代表、网格员等进行信息沟通，共同参与社区议题。不难看出，工作委员会的设计，极大地明晰了社区内各组织间的权力与责任界限：社区代表利用信息沟通和人际互动的优势，积极参与决策、管理、服务、考核等社区公共事务，增强了社区组织整体上的回应性；专职的社区管家、“百通岗”和网格员，分担原先属于居委会的部分行政工作和服务工作，并在此过程中与其他组织紧密协调，确保工作过程和结果符合社区整体上的预期目标。总的来说，真正发掘和培育社区内各自治组织和居民等原生力量，并通过建立互动、协商、反馈等机制，实现了自治逻辑下社会力量的有效发育。
横向上的社区集体行动维度
社区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建构中的社会共同体。目前，我国的许多现代社区是一个相对“浅交往”的“陌生人社会”，邻里间的信任关系相对淡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足，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社区参与度不足。
因此，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创新方向之二，就是要建立起社区互动和社区参与的良性机制，使社区居民主动参与集体行动、形成共同体，生成社区公共议程。我们认为，浙江省的“未来社区”建设为此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可行路径。其一，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弱化了社区公共事务的行政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发掘了社区自治事务的主要行动者和潜在行动者。其二，“未来社区”规划应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如文化公园、口袋公园、邻里中心、社区客厅等，在公共空间内定期组织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其三，要尝试建立起一支动态的社区志愿管家团队，由退休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居家办公人员等志愿者组成，利用自身专长完成“社区需求服务池”内的管理或服务任务。社区志愿管家团队的建立，有利于拉近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距离，营造“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氛围，有助于邻里信任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其四，“未来社区”尝试推广“服务换积分，积分换服务”的激励机制，居民可以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进行知识技能共享等获取一定的积分，并通过积分兑换，获取个性化、定制化的特别服务；同时，积分机制还与金融机构征信关联，实现居民个人增信。这种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居民社会资本的“可视化”，不仅促成了居民间的资源互助和资源共享，还形成了“人人贡献”的邻里交流互动氛围，为搭建社区治理中自治共治的社区共同体、生成社区集体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社区最核心的表征，在于它既是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自治的最基本空间单元。实现数据、技术、制度、组织间的互动关系，是信息时代社区治理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浙江省的“未来社区”建设，在纵向上“解锁”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等级链，发掘和培育了社区的原生“社会”力量，实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横向上，推进社区共同体的搭建，将社区集体行动转化为社区公共议程，进而拓展和提高社区层面上社会的自治资源与自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信息时代的社区建设中，浙江省正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 张蔚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麻玉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