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 月1日，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中国分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公共管理学者对话”系列活动第四期顺利举行。本期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Mehmet Akif Demircioglu，澳大利亚专利局国际专家Alex Roberts和明德学院副教授Jessica C. Teets作为主讲人。同时，活动邀请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Frances S. Berry作为点评嘉宾。本期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百人计划研究员黄飚主持，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中国分会会长、纽约城市大学Elaine Lu教授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蔚文教授分别致辞。此次对话活动共汇集120多位中外学者参与。
在COVID-19 and the New Normal of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的主题讨论中，Mehmet Akif Demircioglu教授立足新冠疫情新常态给予政府的严峻挑战，围绕“政府创新的条件”这一话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总结了过去对公共部门创新所需条件的研究成果，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试点”、“对低绩效员工的激励”、“反馈”以及“提高绩效的动机”是激发公共部门创新的4个最重要的条件。然而，新冠危机使“任务驱动型创新”逐渐常态化，政府创新进入复杂状态，需要用更系统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角色。Mehmet Akif Demircioglu教授还分享了近期相关研究的3个主要发现：一是政府创新的类型日益多元化；二是政策僵化会减少合作的可能；三是组织灵活性的增加（包括非营利组织和公共组织）也推动了更多的合作，或许能碰撞出更多的创新火花。
在Exploring Political Personalities: The Micro-Foundation of Local Policy Innovation in China的主题讨论中，Jessica C. Teets教授引入政策制定者个人“政治个性（political personality）”这一概念，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其对参与政策创新意愿的确存在影响。Teets教授基于中国地方决策者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归纳出了4种特征鲜明的不同“个性”——“协商领导人”、“战略独裁者”、“官僚主义者”、以及“企业家”。这些个性会影响创新的意愿，这种影响对诸如风险增加的变化也会产生反应，且传统的“风险接受型政策企业家”个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创新。最后，她提出了对未来中国地方政策创新的猜想：非中央指定试点将减少。
在Burning Platforms (and Pandemics) are not Enough: the limits of Crises in Driving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的主题讨论中，澳大利亚专利局国际专家Alex Roberts，多年来一直试图参与和推动公共部门创新，他以公共部门实践者的身份，提出“在危机之前培养创新能力”的核心观点。当前，政府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类似新冠疫情的危机，因此应当把创新作为政府工作的基础，提前学习创新、进行应急预演。这或许能从更深入的层面挖掘政策创新，也能在应急处理中，宏观思考危机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从而尽快在危机过后重新平衡公共财政、保持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更新思考政府应扮演的角色。他总结提出了3个形式用于在危机到来前学习创新：一是建立更多的“公共部门创新观察站”，让目前无法接触到危机的人，先旁观他人的危机处理现场；二是消除公务人员对现有选择的偏好，刺激创新；三是基于多方式应急处理的需要，拓宽对不同能力的投资维度。
在点评环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Frances S. Berry教授首先对三位主讲人的分享都进行了肯定，但也指出三位都没有将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很好地纳入考量，而新冠疫情新常态正从根本上重塑二者之间的互动，因此这一重要沟通渠道不容忽视。此外Berry教授分别给予三位主讲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比如，建议Jessica C. Teets教授在研究过程中，要清晰界定公务人员是在“代表个人意愿进行回答”，还是“代表其所在组织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回答”；以及可以更深入探索，公务人员的“政治个性”对参与政策创新的影响，是否会因政策领域不同而发生变化。又比如，Berry教授肯定了Alex Roberts对“用旧危机应对方法处理新危机有效性”的讨论，但同时也对他乐观地预计“创新将以更快速度在政府中产生”，表示了一定的质疑，因为这一理想状态的实现，需要大量的理性和资金，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也无法快速培训公务人员使其拥有创新意识的思考方式。
三位主讲人分别回应了Frances S. Berry教授提出的具体建议，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交流。本次中美公共管理学者对话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